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和蒙古各部的联系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字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创制满文提到了工作日程上。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欲以蒙古字编成国书”，命令精通语言文字的官员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额尔德尼和噶盖推辞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见二人仍然面有难色，不得要领，努尔哈赤接着又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亲)?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亲)?吾意决矣，尔等斌写，可也。”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础上，遵照努尔哈赤创制满文的基本原则，即参照蒙古字母，协合满族语音，创制了无圈点的满文，史称“老满文”。老满文诞生后，完全借用蒙古文记录，存在诸多弊病，有时候写一个词，有几种读法，因读法不同，词义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地名，困难更大。

于是，达海奉命改革老满文，老满文的改革时间是满族史研究中的疑案之一，史载有四个时间：天聪六年(公元1632)正月、天聪六年三月、天聪三年、天命年间。史载不一，莫衷一是。天聪六年，皇太极命令达海等将满文加以圈点，以做区别。达海遵旨改造满文，经过改造的满文臻于完善，通常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

改进后的新满文，其推广使用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从现存的满文档案看，新满文使用初期，存在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截至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中才完全用新满文书写。新满文的推广使用，足足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至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目前，在数千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的不足百人，多集中在黑龙江沿岸一带，其中又以年逾古稀的老人居多。若不及时采取抢救性措施，不用十年，满语口语就将随着这些老人在历史上消失。而懂满文者，全国亦不过20人左右，这些人目前分布在北京、沈阳及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