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和”

“中庸”是古代先民孜孜以求的美德，其首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礼记·中庸》亦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系指“中用”，“中用”即“用中”，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曰：“用中即中庸之义是也。”中庸观念强调的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当适度，恰到好处，知乎所止，对欲望、情感和行为等有所节制，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讲究一种分寸感。南宋大儒朱熹将《伪古文尚书》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为古代圣人秘不示人的“传授心法”，即“十六字心传”。“允执厥中”讲的就是行中庸之道。

与“中庸”概念相近，古人有“中和”一词。“中和”概念，较早见于《中庸》与《荀子》，《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谓“和”为“中节”，并把“中和”提升到宇宙精神的高度。朱熹《中庸章句》释曰：“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正心，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

儒家的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社会改造方案，是由内及外、由吾及彼、由人及物、由近及远的进路，强调的是由改造人性，进而改造社会，终至天下太平。

在儒家看来，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个人，如果人人能够“文质彬彬”，“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哀而不伤”，做到情欲有节，行为有度，进退有矩，那么，整个社会与宇宙的和谐，也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整体的和谐，是建立在各个组成部分或元素的有机的、合理的比例关系之上的;社会的和谐，则有赖于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存养与人格完善。“致中和”着眼于质的量的规定性，讲的是适度、恰当、平衡与协调。

“和为贵”

历史上作为社会规范与制度安排的“礼”，它的特性有二：其一是“别”。《左传·僖公三年》云：“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荀子·富国》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有称者也。”其旨在依据共同体成员的职位、年龄、性别及血缘等因素来划分权利和义务范围，规定不同社会角色的各自行为选择边界，以此来避免因无别而造成的利益冲突和社会无序。其二是“和”。《论语·学而》载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讲，“礼”以“和”为贵，是“和”的体现。制度化的“礼”与精神性的“和”，两者刚柔相济，不可或缺。如果事事循“礼”而不知尚“和”，便会“礼胜则离”，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反之，如果处处求“和”而没有“礼”的制度保障，则会失之于流。

当然，“礼”能否落实“和”的精神、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关键要看它是否体现了正义原则。正义的通俗表述，指给同样的事物以同样的待遇，非正义乃是指给同样的事物以不同的待遇。

和而解

《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处，“一”指道，“二”指阴气、阳气，“三”指阴阳调和所形成的和谐状态。万物就是由两种对立因素的配合而生。《周易》乾卦《彖传》云：“保合大和，乃利贞。”这是说，阳阴合德，四时协调，万物孕生，长治久安。“大和”即“太和”，强调的是矛盾的妥协性与统一性。《荀子·王制》曰：“和则一，一则多力。”这是说，“和”能带来合力与双赢。借用今天的说法，“和”是一种“文化软实力”。

北宋哲学家张载把“和”提升到“道”的高度，并明确提出“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的命题，看重矛盾的妥协、冲突的化解、对抗的解除、斗争的泯灭、战争的消弭，表达出和平主义的精神。张载在《西铭》开篇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全句大意是说，人是天地所生，藐然介乎天地之中。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人的身体，天地之间的主导便是人的天性。全人类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民胞物与”的理念体现的是一种宇宙大爱，与曾经一度盛行的斗争哲学与冷战思维，恰处于爱与恨的两极，形成鲜明对照。

“和为贵，忍为高”，“与人为善”，“仁者爱人”，“不与邻为壑”，“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冲气以为和”，“保合大和”，等等，这些信条千百年来铸就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民族性格。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人的和平主义、豁达大度和老成温厚的文化，他指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