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中西安事变的过程及其意义,在第十二篇,每本书的版本不一样。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 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 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的生 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

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 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 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

一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我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声后，中国我党人民不断地壮大起来。

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我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