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在孔子的一生中，一个重要的事业就是收徒授课。也因此，孔子被视为“万世师表”。我们都知道孔子所教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究竟指什么，又如何具体操作?】
孔子的课程：六艺
阳虎为政这些年，孔子没什么官职和社会活动，一直在专职授课。40 到50 岁这段时间，是孔子思想的成熟时期，也是他的学说开始被人们了解、接受的时期。
孔子一生有很多弟子，《史记》说他弟子三千，有名有姓列出来的有七十多人。这又有不同情况。首先，像孟懿子、南宫敬叔这种高级贵族，请孔子担任私家教师，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师生之礼，主要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不会列入孔子的学生名单。
其次，有一小批弟子，像子路、颜回、子贡这种，长期追随孔子，关系超越了一般师生，甚至接近父子，等孔子当了官，他们也有机会，这是孔门弟子的核心成员。
再次，多数弟子，交了学费跟孔子学点文化，但没有太深的关系。特别是孔子地位高了以后，慕名而来的弟子多，孔子自己教不过来，主要靠那些核心弟子分别教，这些可以算再传弟子。孔子教弟子的知识，早期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先说“礼”，它是各种社交礼节，背后则是身份制度。所以周人的礼，混合了制度和民俗两个层面的东西。小到一般贵族(士人)的婚丧嫁娶、祭祖待客，大到国君会见国君、国君朝见天子，周人都有一套繁琐的礼节。这些礼节，孔子喜欢说是周公制定的。其实周公掌权时周人刚开国，忙的是“大分封”这类军政大事，应该还顾不上婚丧嫁娶的礼仪问题。
贵族阶级的民俗，也是慢慢发展来的，有些是先在一个地方出现，逐渐传到别的地方。像晋国，丧服穿黑色(中国传统丧服都是白色，欧洲反倒是黑色)，那是因为晋文公刚死，晋国要跟秦国打仗，觉得穿白丧服出去不吉利，就变通成黑的，这么保存下来的。
再比如，鲁国女人服丧，要用麻线扎在头发上，这是孔子出生前18 年，鲁国跟旁边的小国——邾国打仗，死了很多人，家属去迎接拉回来的尸体，都在头发上扎根麻线。为什么扎?不知道。但此后鲁国女人服丧，扎麻线就成礼俗了，又被孔子编入了正规的丧礼。孔子的学生南容(也是他的侄女婿)母亲死了，孔子还教侄女怎么往头上扎麻线。
再如，鲁国贵族送见面礼，本来鹅(大雁)、羊羔都可以，没有轻重之分。但孔子50岁那年，也就是阳虎掌权的最后一年，晋国来帮助鲁国打齐国，双方见面时，晋军统帅范献子拿的礼物是羊羔，两名副手拿的是鹅。鲁国人从此觉得羊羔比大雁高级了，“鲁于是始尚羔”。
到孔子教弟子的时候，他们开始拿笔把这些礼节记录下来，方便记忆和传授。这就是现在的《仪礼》等篇章，里面有士人的礼(冠礼)、婚礼、相见礼，还有贵族们请客宴会、出使外交、国君招待大夫、大夫朝见国君、丧事、祭祀等种种礼仪。这些礼仪越来越繁琐，一般人逐渐搞不明白，得有专门懂的人，给贵族或国家当管事、司仪。这些人就是后来的儒家，礼是他们的老本行。
乐，是音乐。
周人贵族的礼仪，特别是外交、祭祀，都要有音乐伴奏。所以儒家不能不懂音乐，这也是孔子教授的必修课。他给弟子上课，常常是几个人坐着聊天，讲一阵自己的学习心得，弹奏一会儿琴。
孔子自己特别喜欢音乐，这是他最大的爱好(不能算业余)。在没有收音机、录音机以前，音乐都是奢侈品，各国朝廷里有专门的乐官，叫“师”，都是盲人，因为他们听音敏感。大贵族自己有家庭乐队。春秋贵族吃饭要有乐队伴奏，叫“钟鸣鼎食”。比如宋景公，一次想找个大臣商量事情，听见大臣家那边有钟声传过来了(那时编钟是乐器)，宋景公知道这是大臣在吃饭，就让人等音乐停了再去叫。
一般人，甚至一般贵族，都养不起乐队。像孔子这样实在喜欢的，只有自己学。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哪儿都要跟当地的乐师学音乐。他听见别人唱没听过的歌，也要让人家再唱一遍，自己跟着弹琴，把调子记下来。
还有一点现在人不太了解的，就是古代的“乐”也包含了舞蹈。那时贵族宴会，宾主经常一起跳舞。还有更正式的场合，朝廷的典礼、祭祀，也都有集体舞蹈的程序，有点像现在的团体操表演。贵族子弟从小受教育，舞蹈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要从十几岁学到二十多岁。
射、御，分别是射箭和驾马车。
这是打仗的技能，贵族的基本功。但这两样不是书本知识，得靠平时有条件多训练，再加实战锻炼。
西周的时候，周王朝廷有专门的贵族学校，教贵族子弟们驾车、射箭，也教一点文化课，那时就叫“大学”。但自从西周终结，朝廷东迁以后，王室的权威不行了，贵族学校也办不起了。到孔子时代，贵族只能在自己家里学这些，因为他们养得起教练师傅。
除了打仗，这两样还有用处。射箭也是贵族的。那时贵族宴会上一般不玩牌，而是比射箭。出城打猎，也用得着射箭。
驾车像现在开汽车，自己用车当然方便，伺候领导也用得着。而且，春秋贵族的车是专用的双轮轻便马车，车体很小，敞篷，也可以加一个伞形的车盖，驾四匹或两匹马(天子可以驾六匹甚至八匹)，可以跑得很快，也可以作战车用。这种车可以做得很高级，比如用昂贵的檀木制作，叫“檀车”，还可以进行很复杂的髹(音休)漆，再加上错金、鎏金等工艺，“美泽可以鉴”，鉴就是铜镜子，这是说车体就像镜子一样光亮华美。
对木器进行漆加工，是中国古代的独特技术。明朝末年开始有欧洲传教士来中国，最早的一位是意大利人，叫利玛窦。他写了一本《中国札记》，里面就提到了他对中国油漆桌椅的惊奇，他觉得木器经过这种处理，就成艺术品了。
这种高速轻便马车，商代后期的殷墟时期才出现，到秦始皇时还在用。它的制造技术很复杂，特别是和高速驰骋有关的车轴、车轮等制作工艺。《庄子》里记载一个专门制作车轮的工匠，他说：我这技术是多年学习加揣摩出来的，想把自己儿子教会也没那么容易。
但从汉代开始，这种两轮高速轻型马车就逐渐失传了，后世再也没能复原出来。因为汉代已经流行骑马了，有急事都骑马，不再靠马车赶路，马车朝着宽敞舒适、车厢封闭的方向发展，用来拉车的马也少了，一般是一匹，车速就慢多了。
再到宋代以后，文人已经完全不知道春秋时候的马车是什么样子了。明清时期的画家画过很多孔子事迹图，里面的车都是驾一匹马(甚至一头牛)的厢式慢车。直到近现代，考古发掘出了很多商周春秋的殉葬“车马坑”，都是用真车真马随葬，这才重新了解了春秋时期的高速马车造型。
孔子成为贵族以后，也补课学会了赶车、射箭。他给学生们教这些，最需要的是那些穷人家出身的学生，他们以前没机会接触这个。驾驭四匹马的车，需要很复杂的技术。以骑马为例，靠系着马嚼子的缰绳控制方向，拉右边绳子马就往右拐，拉左边的就往左拐，两根一起往后拉，就是“刹车”。四匹马驾车，就有六根缰绳了，它们怎么抓在手里，怎么操控，《诗经》叫“六辔在手”，大有学问。
四匹马为什么是六根缰绳，而非八根?因为只有靠外的两匹马负责转弯，各需要有两根缰绳。靠里的两匹马不负责拐弯，两根缰绳就合成一根，只负责“刹车”。
驾车技术之外，还有专门的知识和礼节要学。
那时马车都是载三个人，战车的规矩是驭手在中间，弓箭手在左，戈手在右，分别叫“车左”和“车右”。三人的级别是驭手最高，弓箭手、戈手次之。分左右的依据是什么?因为正常人都习惯用右手，左手持弓，右手拉弦最方便，所以弓箭手站在左边最合适。驾驶战车对打，距离稍远时，要让对手处在自己的左前方，方便弓箭手射击;但如果两车靠得近了，就要把对手放到自己车的右边，给戈手制造砍的机会。
国君、指挥官乘坐的车，和普通战车的规矩不一样，是领导在中间，驭手在左边，卫士(车右)在右边。当驭手和车右的，必须是贵族身份，至少是士，而且最好和长官不是同姓(同家族)，三人的服装要有明显区别，让车下的人不容易认错。
平时出门前，驭手要先拿着马鞭子站在车前，监督仆人们把马套在车上，因为驭手也是有身份的人，套车这种事不用亲自动手。
车套好以后，驭手把固定车轮的“軨”打开，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没有问题，然后撩起衣襟，从车后边登车(马车上、下车都在车厢后方)，扶着车厢上的扶手带子(绥)，在自己的位置跪坐下来。拿起马鞭的同时，双手把六根缰绳(辔)用手指分别夹好，赶车走上几步，检查一切正常。然后停车，起立，等待领导出门上车。
侍从们簇拥着领导登车时，驭手要把缰绳和马鞭都抓到一只手里，腾出一只手帮着领导抓扶手带子。领导的专车有两根扶手带子用于登车，一根领导专用，另一根给驭手、卫士用。
等领导上车后，车下的侍从退避，马车缓步朝院子外面走，侍从们徒步跟在车两边。到大门的时候，领导拍一拍驭手的手，示意放慢速度，转头命令卫士(车右)上车。当车驶近门道、沟渠减速的时候，车右都要跳下去步行，预防意外事件……
给孔子驾过车的学生，有子路、樊迟、宰予、冉有、颜刻，家境大都不好，孔子让他们当义务的司机，他们也借这机会练习赶车，学这套本领。
不仅赶车有礼节，乘车也有。孔子乘坐马车的讲究是：上车以后面朝前站立，手抓牢扶手带子;在车厢里不乱转身，不大声吆喝，不指指画画。这样有安全的考虑，避免惊动了马匹，或者干扰驭手的注意力，另外也是表现庄重的身份，因为只有贵族能乘坐马车，必须有上等人的威严。
那时的马车上可以站着，也可以跪坐，但道路不好，马车又没任何防震设备，跪坐着会颠得很难受。有些高级的马车，会用整张牛皮做车厢底，这叫“革车”，坐在上面就不那么硌了，再垫上厚垫子更舒服。但孔子好像没有过这么奢华的马车。
在马车上行礼叫“轼”。轼本来是车前面的扶手横木，在车上表达敬意时，要身体立正，表情肃穆，两手放在横木上，所以叫“轼”。一般进城门、街区门时，乘车人都要“轼”，以示敬意。孔子乘车时见了穿丧服的、修城墙的，都要“轼”。修筑城墙的都是底层百姓，但他们是在给国家工作，所以贵族也应当表示敬意。
书和数，是书法和算数，也是实用技能，给贵族家当文书、账房先生，这两样有用。孔子以前给季氏家干活，管仓库，管牛羊，就是用这两样。
以上“六艺”，是孔子早期教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士的基本技能。随着孔子和弟子们年龄越来越大，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越来越高，课程就提高到了“六经”。或者说，孔子教弟子，前期主要是六艺，后期主要是“六经”，我们到孔子晚年再介绍“六经”。
本文节选自：《孔子大历史》
随孔子游历春秋，由贵族解读华夏
《孔子大历史》，为你讲述圣人与其背后的时代风貌
五霸七雄相继登场，诸子百家竞相活跃，春秋之际，华夏文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独特的贵族政治与社会风貌构成了其主要特征。孔子的一生，见证着春秋末期的变革时代，见证着贵族社会的兴盛与衰落。
《孔子大历史》便是一部书写变革时代的历史长歌。该书是继2018年上市便斩获多项大奖，深受读者喜爱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之后，作者李硕的又一力作。作为新生代青年历史写作者，李硕擅长于以生动、流畅的文字进行历史写作，同时，他也屡发独到见解，给人启发。在新书《孔子大历史》中，李硕将历史叙述的关注点聚焦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在对孔子的一生进行了生动书写的同时，还对春秋贵族时期的整个时代风貌进行了整体性的描绘。《孔子大历史》语言轻松、通俗，用非常“读者友好”的写作方式写就。同时，《孔子大历史》也不乏颇具创新的见解与观点、详实有据的史料考证。这样一本能够面向大众读者的靠谱的历史作品，着实不可多得。
细描圣人生活世界，还原孔子生平真相
我们通常的印象中，孔子是一位道德圣人，高高在上。但实际上，他也有着如普通人一般的人生经历。在《孔子大历史》中，作者正是去除了这层后人加于其上的“圣人”面纱，还原孔子最真实的生活经历，并仔细揣摩孔子在各种情况下的心理与情感状态——他的喜怒哀乐与忧惧，他的困惑、纠结与执着——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鲜活、生动的孔子。孔子以没落贵族遗腹私生子的身份出生，生前父亲就已去世。他自小在外婆家成长，没有什么身份与地位。直到15岁左右，通过停棺葬母，才被孔氏家族接纳，从此孔子进入了贵族社会圈子，人生实现了巨大的转折。之后，孔子接受着贵族式的教育，成年后开始做官，一步步做到鲁国最大的官“大司寇行摄相事”，同时也见证了春秋末期各国内政外交的风云变幻与奇闻轶事。但他很快就被鲁国贵族冷落，被迫辞职。在孔子仕途沉浮的表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鲁国贵族之间的利益纠葛与冲突，以及春秋晚期各国之间的“国际关系”。遭遇政治失意后，孔子开始周游列国，途径齐、卫、郑、陈、蔡、楚等国，但都没有寻找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晚年回到鲁国后，孔子潜心整理诗书。他的思想经弟子与后人的传承与解释，流传后世。与政治上的失意正相对照，孔子在思想与学说上在后世成为了首屈一指的“至圣先师”。
通过解读经史文献，《孔子大历史》再现了孔子在寡头世袭政治规则中沉浮的一生，对孔子的生活世界进行了人类学乃至影视视觉层面的还原。
借孔子看春秋，全景展现早期华夏贵族社会风貌
在《孔子大历史》中，李硕不仅叙写了孔子生动的人生经历，还以孔子的一生为缩影，全面展现出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的风貌。孔子可谓了解春秋贵族社会的最佳个案。因为他是诸子百家里，历史记载最详尽、相关资料最多的一位。而他所处的时代，贵族制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他的一生正好展示了贵族社会如何走向没落，春秋如何走向战国的过程。春秋战国加起来近六百年历史，孔子正处在大变革的枢纽位置。
故而，以孔子的一生为线，《孔子大历史》穿插了各种春秋贵族时代的历史知识，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在《孔子大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贵族的等级制度与权利义务，贵族所遵守的礼仪习俗，贵族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他们的“必修课”，宴会、射礼等贵族的生活状态，各国之间或明或暗的“规则”，各国的政治状况与权力角逐，甚至各国贵族的奇闻轶事。同时，孔子足迹所至，包括了很多国家，在书中，这些国家各自的特点与面貌，我们也得以一窥：三大家族与国君冲突不断的鲁国、东方的强国齐国、混乱不堪的卫国、西方的霸主晋国、夹在大国之间的小角色陈国和蔡国、南方的“蛮夷”楚国、此消彼长的吴国与越国……
品味贵族时代风貌，追寻古代政治文明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春秋贵族世袭政治别具一格，它是西周封建制的延伸和失控，与战国开端的君主集权制、官僚制、编户齐民模式截然不同。春秋中后期的列国，世代垄断朝政的寡头格局形成。所谓世卿世大夫，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晋有六卿……故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在这样的大变革时代，国君与寡头、贵族与平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寡头世袭政治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孔子大历史》在展现春秋贵族社会的风貌与特色的同时，也探讨了贵族政治存在的难题及其转变趋势，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发展与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