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蒲松龄创造的女性形象念念不忘：“小说里很多狐狸变的美女不但相貌超过人类，连智慧也超过人类;《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那时妇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机器和劳作的奴隶，但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莫言为何向蒲松龄致敬?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演讲，自称是蒲松龄的传人：“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在别的场合莫言还说过：“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从历史角度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其实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历史上，考中进士的人有数百个吧?但都没法跟蒲松龄相比。时至今日，蒲松龄不仅是淄博的骄傲，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人类的骄傲。几百年前，有这么一个人写出了这样一部光辉的蓍作，他用他的想像力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说把人类和大自然建立了联系。”
许多人觉得莫言的《生死疲劳》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看完后对莫言说：“你是借这本小说向蒲老致敬。”这倒是真的。蒲松龄才是早得多的“魔幻现实主义”。在莫言眼中：“蒲松龄的小说五光十色，百味杂陈，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触觉。写作时调动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发动自己的联想，运用大量比喻，这是写作的基本功。”
莫言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
读书人的面貌古今无变，大都清风满袖、才高位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谓当年书生境遇的全景画。门户破落的公子，屡屡落榜的考生，一概布衣方巾.神情寂寥地漂泊于荒村野岭，暮色降临即投奔杳无人迹的蓬门破庙作为栖身之所。月光如水.青灯黄卷，渲染出异乡羁旅淡淡的忧伤与美丽。命运不济，于是只能寄幻想于爱情了。云里雾里烘托出成群结队的美仑美奂的狐仙，以作对伤痕累累的心灵的补偿与慰藉。在市声尘嚣之外，纸醉金迷之外，亦有落伍者的桃源。空中楼阁，门扉虚掩，来无影去无踪的是一个个伤感的故事。这实际上是相对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审美空间，主人公身份不明，背景神秘莫测，惟一可感触的是洋溢不尽的清贫的欢乐、凄凉的温柔，悠然如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忠贞、善良、友爱……凡是现实社会里的稀有金属，在聊斋轻描淡彩的布景中都不缺乏。如同一出轰轰烈烈上演的提倡完美的歌剧，灯火通明，映衬出观众席上的荒芜沉寂。
这种海枯石烂的爱情故事，已经近似于神曲了。这些弃绝尘埃、凌波微步的完美女子，更是可作画中人来看待。但是，它毕竟是不甘凡俗的书生们的理想。臆造出的悲欢离合可能比现实中的更可歌可泣——因为至少，它更趋近于完美。在弱不禁风的书生们(包括蒲松龄)身上，幻想就是一种战斗，就是饱经磨难的生命力的体现，尤其是对于善与恶的幻想。凭借着一灯如豆，孤寒凄楚的书生们便能泅渡厄运般的漫漫长夜，并不由自主流露出释然的微笑。可见充满激情的幻想具有解释自我的功能，在内心的丘陵开辟一块满足的田亩。
莫言写过一篇《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从学习蒲松龄谈起》：“要理解蒲松龄的创作，首先要了解蒲松龄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写人生，写社会，同时也是在写他自己。蒲松龄博闻强记，学问通达，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绝不是夸张。他的科举之路刚开始非常舒畅，县、府、道考试，连夺三个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个举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运气。他怀才不遇，科场失意，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与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联系。他的痛苦、他的梦想、他的牢骚、他的抱负，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莫言还分析了《聊斋志异》里唯一写高密的那篇《阿纤》：“写一个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于理财，只是终生有一癖好―――囤积粮食。蒲先生这一笔写得非常风趣，也非常有意味，这个细节就让我们最终不能忘记阿纤跟现实中的女人虽然表面没有差别但她是耗子变的事实。类似这种细节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
西方歌剧有《货郎与小*&姐》，其中的货郎，当属劳动人民。一部《聊斋》，充斥着书生与狐仙的传悦，书生属于怎样的社会阶层.不言自明。手无寸铁，积蓄的零碎银两皆在赶考路上花费殆尽;手无缚鸡之力，不知何从谋取稻粱，厚重经卷反倒成为精神上的负担，造就其愚顽淳朴的原始人格;在他们身上，惟一的生存能力就是幻想了。幻想帮助他们艰难地抗衡住外界的压力，仿佛从石缝下面挣扎出一星半点的野花草茎。
聊斋中的狐仙千姿百态，同样大大美化了人间的女性。青凤、红玉、婴宁、胭脂、翩翩、梅女……仅这一系列呼之欲出的芳名就令人垂怜，温香软玉，栩栩如生。莫言对蒲松龄创造的女性形象念念不忘：“小说里很多狐狸变的美女不但相貌超过人类，连智慧也超过人类;《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那时妇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机器和劳作的奴隶，但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落魄于瓜棚豆架的蒲老夫子，肯定是带着名士填词的心态，高雅而又怜恤地为笔下的狐仙斟酌出一个个甜美亲切的乳名。荆钗布裙，拈花而笑，姿容品质皆清超空灵，不沾染一丝人间烟火味。这样的狐仙确实只能由工笔勾勒出来的，灯红酒绿的街头注定寻觅不见其踪迹。她们无视权贵财富，偏偏爱慕贫寒清高的书生，如影随形，在为世界所遗忘的荒郊远村滋生出人情味浓郁的爱情故事……
没必要考证其是非虚实。仅仅相信它在书生们的幻想中发生过就可以。很美丽的产生，又很美丽的消失，余音袅袅……
莫言还看出蒲松龄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态度：“一方面他写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对其充满了欣赏和赞美，但同时也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他的限制。”
但莫言更为蒲松龄辩护：“这种不彻底是时代的局限。作家的不彻底性为小说提供立体的层面，好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家不彻底的的状态，才具有了多义性和对人的深层次理解。”为蒲松龄辩护，也就等于为所有作家辩护，“当今社会，没有理由苛求作家具有某种鲜明的道德价值观念，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