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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和儒家,一个缔造帝国一个成为主流思想传承千年!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皇权,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对全国土地人口财富的控制权和管理权。

公元前221年,千古一帝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消除了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四十九年的战乱。为了显示其文治武功,秦始皇使用了“皇帝”一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其后,从秦朝到清朝,在古代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王朝中,皇权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无法被超越的权力,表现为皇帝个人的独断专权、言出法随。

法家缔造大秦帝国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而儒家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则来源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战火荼毒。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消除战乱,不同阶层的哲人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法家与儒家就是其中两个支持者最多,最为显赫的学派。

这两个学派,一个缔造了大秦帝国,开创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专制帝国;另一个则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成为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战国初期,秦国积贫积弱,长期被中原大国魏国所欺凌。为了富国强兵,秦孝公听取法家代表人物卫鞅的主张,在秦国推行变法,这场变法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施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以耕战立国。秦国变法二十载,获得成功,从而迅速崛起,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实力根基。

然而,秦国统一天下不过十五年便崩溃瓦解。汉朝建立后,面临着生产凋敝、封国反叛、匈奴入侵这三大问题。

汉朝初期,采用黄老学说治国七十年,基本上恢复了元气。迫切需要解决诸侯国叛乱以及匈奴入侵两大难题。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大一统”两大学说得到汉武帝的肯定,汉武帝听取了其“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的两大学说解决了汉朝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汉武帝得以发布“推恩令”解决了地方上的分裂割据势力,巩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同时,“天人感应”学说则在保障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上,强化了皇帝的神权。这使得汉武帝踢开世俗的羁绊,得以建立起一支支强大的,不仅赢得了对匈奴的战争胜利,更平定了南方百越势力,开拓了西域疆土。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缔造大秦帝国,开创两千多年帝制王朝的是法家,而成为皇权代言人,成为中华文明正统的文化思想的却是儒家?缔造大秦帝国的是法家,为何儒家却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

这是一个关于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维持的问题。

皇权,即皇帝的权力。而皇帝,这个词汇,在大多数人眼里,显然是一个职业,一个世袭的职业。其实,并非如此。皇帝具有三重身份:世袭职业、权力机构、治国理念,三重身份进行叠加,便构筑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皇帝作为一个世袭的职业,必然代表着某一个阶级。皇帝作为帝制王朝最高的权力机构,其必然有其必须维护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皇帝总是秉承着某一种政治理念来统治整个帝国,这必然代表着某一种思想文化。或者说,有某一种思想文化为皇帝进行专制统治正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便包括了阶级、机构、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从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维持这个角度看,便能较为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所在,即:皇权需要什么?法家或者儒家能够为皇权提供什么?

为此,皇权的存在需要三个支撑:阶级支撑、经济支撑、文化支撑。

一:儒家能够为皇权提供阶级支撑,这一点法家做不到。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构建了中华文明的人文底蕴。诸子百家,所代表的是一门学问,一种能够从事某一种职业或者多种职业的学问。

例如,法家所研究的就是做官的学问。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用现在的话说,法家就是专门培养行政管理人才的学派。

法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实现社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为诸侯国争霸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

从法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便可以看到法家所代表的阶级,或者说是阶层,只会是做官的那一群人。普通的百姓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关心这样的事情的。法家所从事的事物,也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做的。所以说,法家不能为皇权提供阶级支撑。

诸子百家,农家研究的是农业种植的学问,代表的阶层是农民;墨家研究的是手工业生产的学问,代表的阶层是手工业者;儒家研究的是祭祀的学问,代表的阶层是祭祀者。

这三家,因为其研究的学问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或者会从事的职业,所以其代表的阶层是非常庞大的。这三家也是诸子百家中支持者最多的三个学派。

其它的学派,例如道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等,其研究的是自然规律、天文历法、辩论、外交等一些小众的学问,能够有经济能力去学习这些学问的人是非常少的,学成之后能够从事的职业也是非常少的。

就说纵横家,或者说鬼谷派,每一届学生就两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会做一个外交家,去纵横捭阖,干涉大国兴衰。这是一门非常高端的学问,能够有能力学的,能够学会的人太少了。

儒家,因为其研究的是祭祀的学问。祭祀的学问?或许很多人不明白,祭祀有什么学问?这是有学问的。儒家讲的礼,最初讲的就是用什么方式去祭祀,其从事的职业就是祭祀官。这个官职,一直延续到民国。中国最后的衍圣公,在民国所从事的官职就是大祭祀官。

从黄帝时代起,直到现在,祭祀,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做的事情。过年过节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祭祀祖先。现在祭祀已经没有了那么多弯弯绕绕,但是在古代是非常繁琐的。儒家所代表的就是这些祭祀的人,几乎代表到了每一个人。儒家在今日,影响力依然非常大,根源也就在这里,只要中国人还要祭祀祖先,就无法摒弃儒家的影响。

有着庞大的祭祀人群,儒家就能够为皇权提供最大的阶级支撑,就能用神权去庇护皇权。在汉武帝时期,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的力量,就必须依赖儒家。其它的学派是做不到的。

其它的学派即便提出了董仲舒的两个大理论,也不会被采纳。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现实的需要。

既然如此,为何秦始皇还要焚书坑儒呢?为何秦始皇排斥儒家?这便涉及到了第二个支撑。

二:法家能够为皇权提供经济支撑,这一点儒家做不到。

很多时候,一个人要做什么事,不是由脑袋决定的,而是由屁股决定的。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就得想什么样的问题。

法家所服务对象是国家政权,是为了实现社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推动国家的崛起,为春秋时期列国争霸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支撑。

法家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国家需要什么,而不是民众需要什么。法家所追求的是更快速、更强大。官员们秉承法家的理念,去组织社会生产,开展社会生产,为上层建筑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为皇权统御天下提供经济支撑。

法家的学问,事实上就是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的学问。法家能够在已有的社会生产力这个基本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最大化。从一定的角度说,法家是一门不断加强集体力量的学问。法家让大秦帝国成为一个严密的集体,每一个秦国百姓都成为了这个帝国的螺丝钉,去驱动大秦帝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快速运转着。

因为强大的经济支撑,所以只有法家才能缔造大秦帝国,才能完成一统天下使命,才能开创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王朝。

国家的意志,即全体国民求生存与发展意志的集合。是一个集合体,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法家重视集体的强大,而忽视个体的福祉,这是法家的缺陷。

大秦帝国完成统一之后,六国百姓求生存与发展的意志,便与秦国百姓的意志一起,汇聚成为了国家的意志而不可动摇。这个意志是什么呢?就是发展生产,求生存。修建万里长城、修建水利道路、开疆拓土等都是国家意志的需要,这是秦始皇作为一个皇帝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国家的意志与个体的福祉便产生了矛盾,这便是大秦帝国崩溃的原因。国家的意志是长远的,个体的福祉是暂时的。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涉及到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了。修建水利工程,福泽万代,却要牺牲一代人,这是对还是错呢。

儒家,是研究祭祀的学问,其代表的是祭祀者。这便强调了个体的福祉,而不是集体的力量。用现在的话说,法家讲究的是为了追求最好而去流血牺牲,儒家讲究的是为了少流血牺牲,哪怕少吃一口。

拿一个男人做比方,采用法家的学问去追求人生,那么他能够扬名立万,家财万贯,恩泽后代,但是却会因为劳累辛苦而寿命短暂,而且没有任何的娱乐享受。采用儒家的学问去追求人生,那么他虽然吃的不是最好,却能养家糊口,还能活过百年,能享受人生的快乐,但是他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钱留给后人,更没有多大的名声,默默无闻。

哪一种人生适合你呢?不好说。

秦始皇做的事业是万代的事业,是秉承着国家的意志而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秦始皇寿命并不长,太操劳了。法家为了秦始皇的事业,高速地运转着大秦帝国,所有的民众都与秦始皇一起,为了万代的事业去流血牺牲。这个时候,儒家为了个体的福祉,与秦始皇唱反调,要秦始皇享乐,要百姓修养生息,要其乐融融。

这明显就触犯了秦始皇的逆鳞,也与全体国民求生存的意志所违背。所以,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大秦帝国,没有几个国君愿意鸟儒家。因为享乐的时候还没到,帝国危机重重呀!

为了万代的事业,秦始皇不仅牺牲了自己,还牺牲了好几代人的福祉,更牺牲了整个的大秦帝国。是非对错,真的不好说呀。作为后人,自然多少有点感恩。而当时被牺牲的人,恐怕有苦难言,有几个人是心甘情愿被牺牲的呢?

三:儒家能够为皇权提供文化的支撑,这一点法家做不到。

儒家虽然是研究祭祀的学问,但是其包容性很大,并不排斥其它学问,甚至说其它学问都是儒家学问的分支。儒家的学问是十分高大上的学问,用宋代儒学大家张载总结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儒家的追求。用现在的言语去解释,就是追求事物的发展规律,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弘扬和传承先贤的学问,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儒家以祭祀为基础,延伸开来,从而成为一个非常包容的学问,一种塑造最好的精神面貌的学问。祭祀是为了感恩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呢?任何可能的事业,任何能够使得社会安定繁荣,个人安居乐业的事业。这有着巨大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当然,祭祀,继承祖先的事业,其本身就带有一种守旧的力量存在。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因为有着守旧的力量存在,信儒家就等于是拥护周天子。列国争霸,都不愿意谈及应该要对周天子去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儒家的学徒们,周游列国,并不谈儒家,而是以新的身份出现,但并不与儒家的身份相冲突。

例如,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荀况其本身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其也是法家思想的开创者之一。其弟子韩非和李斯,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一个是缔造大秦帝国的宰相实践者。

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其指定的继承者扶苏却是儒家门徒。秦始皇,安排了大量的儒学大师教导扶苏,又将扶苏派去督军,对扶苏的要求十分严格。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法家、兵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都有着儒家的身份。也就是说,儒家为了达成其思想追求,不但不拒绝学习其他学问,反而积极地从事其他学问的研究。思想是其目的,学习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的学问则是手段。

儒家能够成为正统的文化思想,与其将所有学派的学问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作为手段使用,这是分不开的。董仲舒就是代表人物,其学说,就是以儒家祭祀的天道观为基础,吸收了法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使其能够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各种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董仲舒可谓是集天下学派之大成。

强调个人的福祉,服务于每一个祭祀者,这便是文化的力量。这一点,法家是做不到的,法家本身没有任何的阶级性,法家追求的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服务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阶层,而只是服务于政治权利机构,服务于国家的需要。这样的目的,无法产生思想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来源,一方面是对儒家和墨家治国思想的归纳,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生产实践的归纳。用现代的说,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得真知。法家只服务于生产的本质,使得其没有任何的阶级性,无法从根源上产生思想文化,无法为皇权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撑。

没有思想文化的支撑,一个国家就会成为冷冰冰的机器,大秦帝国就是这么一个产物。机器总是需要加油的,思想文化就是油。没有思想文化的支撑,机器会因为没有油而无法运转。

综上所述:法家为皇权提供了经济支撑,所以缔造了大秦帝国。儒家为皇权提供了阶级支撑以及文化支撑,所以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

在一定的时代,加强皇权是非常必要的,并非是反动的。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其运转,实现长治久安,就得有阶级的力量,维护社会中最为庞大的那个阶层的利益。同时,在经济发展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思想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