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唐宋八大家的评选标准是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唐宋八大家”和李白杜甫关系不大。
这里不是说这两人不行，一个诗仙一个诗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成就自然不必说。
但是术业有专攻，这个“唐宋八大家”的评选标准仅仅限于古文领域，这与诗歌乃是两种不同的体裁，有点跨界的感觉了!
何为“古文”?
即先秦和汉朝时代的那一类型散文，风格自由，文字相对质朴;不会像骈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甚至于典故这些所谓浮华的东西。
在隋唐以前，骈文是文章体裁的一个主流，其讲究对偶、胜率、典故等等，行文华丽，但往往缺少内涵。而且相对固定的格式标准以及对于文字华丽的过分追求，使得文章本身无法去表达内涵。
就有点现在经典歌曲与网络歌曲的感觉，网络歌曲虽然朗朗上口，但往往无法直击心灵，所以大都是一时的热度。
当然，这其中不乏好的文章，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天下第一骈文。
经世致用，是古人衡量一篇文章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准，强调的是文文章的有用性。科举考试也把“策论”作为考试的重点，重点是看考生有没有自已的思想和主见，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读死书的人是写不好《策论》的。
总体上来讲，许多人认为他们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于是在唐朝后期，由韩愈等人拉起了“古文运动”的序幕。
当时的领军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而到了宋朝欧阳修等人接过了前辈等人旗帜，并将其发扬光大，开启了宋朝的诗文革新运动，涌现出了王安石、三苏、曾巩等一大批散文家。
所以，所谓的唐宋八大家。便是取得在这一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这八位。不仅仅文章写得好，更是要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得有贡献。
这个说法最早是在明代提出来的，出自明初朱右的《六先生文集》，因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实际上是“八先生文集”。明朝中期的古文家茅坤选辑《唐宋八大家文抄》共164卷，此书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就随之而流行。
到了明朝，诗歌论政的地位早已下降，其实在宋朝的那些大佬们眼里，诗词也不过是末技，除了偶有讽谏、言志，于治国济世并没有多大用处。如何写好政论文，写好表达自己完整观点的文章才是作为对国家和社稷更有用人才的遴选标准。
所以，朱右的选文标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是选择高考作文指导材料。
咱们今天高考作文，不都是“题目自拟，文体不限(除诗歌外)”嘛。所以这个传统，早已有之。
而李白、杜甫的成就都是在诗词上，即使再辉煌也不会跨境评选，更不能因为他名声大就让他当选。
这八个人不仅是开创出一代新的文风，更重要的是文章都以深刻的思想性见长，能够经世致用，特別是对于如何治国理政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们的文章不仅在当世产生重大影响，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深刻。
比如对于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这段历史，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哪些。苏洵、苏轼、苏辙分别都写有《六国论》，对六国灭亡的原因和应该吸取什么教训提出独到的见解。苏轼在文中强调士的作用，也就是说要识人和用人。苏洵的总结则更为到位，他说“亡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妥，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他认为六国的灭亡不是输在军事上，毛病是因为害怕秦国而一味釆取贿赂秦国的策略，致使国力衰弱，这才是亡国的根本原因。
韩愈的《医说》和《马说》这两篇政论体文章，分别以察脉观病和伯乐与千里马之间的辩证关系引发出法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如何识别人才和重用人才的全新理念。
当然，这仅仅是原因之一，并不能完全概括。
就好比说为文论政，范仲淹的诗文很有家国情怀，放眼的也是国计民生，在政治上也能造福一方，而柳宗元感觉更多的是个人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尤其是散文大都是山水游记类，为何范仲淹不在唐宋八大家内?而柳宗元却在唐朝二人中占了一个位置呢?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千古名篇，难不成连后面几位都比不上吗?
其实这就牵涉到朱右选文的另外一个规则。
大明初建，百废待兴，文人士子的风气崇尚的是积极向上，正本清源的文风特征。唐代选的两位，是对纠正六朝文风很得力的两位，韩愈、柳宗元。宋代选的，都是对纠正五代文风很得力的人，从欧阳修开始。范仲淹比他们要早，他的散文的骈体化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这不太符合“古文”的审美标准。
我们说诗史的时候都知道纠正六朝浮华诗风的是陈子昂、初唐四杰，但是散文(古文)风气修正，正是中唐韩、柳二人。而宋朝的前几位同样也是五代文风修正旗手，最后增加的曾巩则主要是由于南宋程朱理学的昌盛，而朱熹对曾巩的文章特别喜爱，并经常引用。在后来的科举考试中经常以朱熹的理学为题，自然考试教辅中要侧重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唐宋八大家”这八位大家就都是文风清正，可做天下科举士子表率的古代散文大家。
大家不要单纯地认为所谓唐宋八大家，就是唐宋时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人，这是一个误导，这仅仅代表了散文圈子里面的一个评价。诗词、骈文、小说这些都是不计入其中的，大家不要搞错了。
所以李白杜甫没有入选其中，也合情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