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八怪中，李鳝的“怪”应该是从名字开始的。鳝字本是个多音字，既可读tuo，也可读shan。读前者，义为猪婆龙，传说中的神兽，总归属于龙的一种，可见家人对李鳝是寄托莫大希望的。读后音，那可是天壤之别了，刚刚在天上，这下子就到了地里了。

也许因为这个鳝字，令李鳝的一生充满尴尬，有人喊他李鳝(tuo)，有人喊他李鳝(shan)。年轻的李鳝意气风发，二十六岁中举人，就成了京漂一族。在帝王之都游吟作画，称老乡，拉关系，拜长辈，盼提拔。这个阶段的李鳝，作画只是破门入仕的一种手段而已。此等情形，今天依然不少，本无可非议。只是文人身上的媚骨往往发育不良，钙质含量多一些，腰弯不下来，或者容易骨折。

李鳝在向康熙献画以后，果然等来机会。二十九岁那年，康熙允许他在“南书房行走”，并由蒋南沙教习，这一教一习就是五年。要知道南书房是何等地方，从那里混出来的人，哪个不是炙手可热啊。这种殊荣也恰恰是李鳝族人所企盼的“以画求贵”的开始，整个家庭都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李鳝身上。可是李鳝不“争气”，一直没有很好的进入主流状态。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的性格与主流格格不入，正好印证了“性格即是命运”的那句老话。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遭到许多人的非议和排斥，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京城，归乞故里。回来多少让人失望，可也不能空手白乞呀?干什么呢?买画为生。因为卖画，所以画画;因为画画，所以结交甚广，生活放荡，艺名也由此远播。郑板桥说他中年时期“声色荒**二十年，丹青纵横三千里”，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所谓的“三千里”，是指李鳝几度京漂，几度游画于山东、江浙、河北等地;至于“声色荒**”那可是他自己说的：锦衣江上寻歌妓。

李鳝虽然人在江湖，但庙堂之心一直不老。四十五岁以后，他终于再度逮着机会，回到宫廷，欣喜若狂，这已经是雍正年间了。换了皇帝，并不表明宫廷画风会因之改变。在江湖上行走惯了，绘画的风格已然定形，要让宫廷随你那是不可能的。江湖当在庙堂之远处安生，永远不可能合流。所以李鳝没有呆多久，再次从京城漂出，流落江湖。不能堪称“猪婆龙”，也只好做“鳝鱼”，随处打孔，随处安生了。

按理说，几度京漂皆失望，应该是望峰息心了，但中国文人，永远都在攀登庙堂之高，把长长的背影留给后人与历史，真正归隐的文人几乎没有。昨如此，今如是。

李鳝五十二岁终于得一官职：山东临淄县令。行前自拟一联：为官已老，读画可人。并题曰：“乾隆二年上巳日寓扬州会馆，糊窗扫扫尘后偶书对句。复堂懊道人鳝。”后人均说此联笔势张扬，苍老劲拔，力透纸背，一派万象之气。为何此时此地，发此一番感慨呢?

仔细玩味此联，揣摸李鳝心态，却也不乏灰色。他的心里或者潜意识，非常“后悔”这个县令来得太晚。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高兴的。有了固定的收入，他也不需要卖画了。画画，只是玩玩而已——画尽燕支为吏去，不携颜色到青州。听听，多么老来自得呀!

李鳝最终罢官，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文人就是文人，做官不成!虽然人家说他“为政清简，士民怀之，忤大吏罢归”，但我还是认为，真正的文人在中国是不能为官的，也是无法为官的。如果李鳝不是真正的文人，他一定会把官做得风生水起，行云流水。问题是，他把官做好了，中国历史上的“扬州八怪”不就少了一怪吗?两相取其重，我愿他做官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