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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最崇拜的是陶渊明和白居易,并且在生活上努力向他们看齐!


大家好,这里是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苏东坡的故事,欢迎关注哦。

苏东坡作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全面最博学的大师,其实一直很傲娇。大概从四川天府之国出来的才子都是这样。李白坚信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使“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而苏东坡自出川之后处处顺遂,高中进士之后信心爆棚,他觉得自己身负青云大才,“有笔头千字,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恋得不行。

那么苏东坡有崇拜的人吗?

有。

苏东坡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田园诗人之宗陶渊明,一个是“中隐”美学生活理念的发明者,著名诗人白居易。

一边是躬耕南亩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美学;一边是亦官亦隐的闲适生活,苏东坡左手陶渊明,右手白居易,愣是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后半生,活成了天高云淡的诗与远方。

陶渊明给了他一颗贴近自然的毫无心机的天真之心;白居易给了他亦官亦隐的恬淡之心。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给了苏东坡被贬谪之后安身立命的去处和精神家园,而白居易看淡成败、热爱世俗生活的闲适旷达,又给了苏东坡从容面对一切的超脱。

苏东坡太难了。

别人是怀才不遇的苦闷,他是才华逼人的烦恼。在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苏东坡深刻地反思自己,他说:“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他要改变自己,从旧我到新我,做个随缘自化随遇而安的人。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天涯海角的儋州,纵然苏东坡的政敌们千方百计把他越贬越荒凉,但苏东坡却越来越快活,这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度过无数个生命的寒冬?

是他的偶像白居易。

粉丝与偶像总有些相似。苏东坡发现,自己的为官生涯虽然比不上白居易悠然自得,但为官之路却是惊人的相似。

白居易做过杭州的市长,修建了白堤;

苏东坡也做过杭州主官,修建了苏堤。

白居易人到中年首次被贬到江州做司马;

苏东坡也是人到中年被贬到黄州,不过连司马也没有做上,只能喂牛喂马。

白居易在被贬的忠州有一块地,叫东坡。没事就在东坡上种花种草感受生活的岁月静好;

苏东坡在黄州也搞了一块地,叫东坡。在那里盖了茅草屋,起了个诗意的名字叫雪堂,读书写字吟诗作画享受苦中作乐的人生。

白居易天生乐观,除了在浔阳遇见琵琶女同病相怜“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外,其余时间过的优哉游哉。

就像白居易的名字,生活哪有什么大不易?只要心安此处,人生到处都是风景,都是故乡。

苏东坡也是天生乐观派,除了在黄州第一个孤独的中秋节,他写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呼朋唤友喝大酒,吃东坡肉,喝东坡酒,过东坡一样的美学生活。

苏东坡与白居易太像了。原来叫苏轼的青年政治家,同香山居士白居易一样,成为东坡居士。从此,一本正经的精神紧张的苏轼,成了幽默的世俗的看淡一切的苏东坡。

东坡居士的号,就来自于白居易的东坡,这是在向白居易致敬。

因为,白居易的精神家园在东坡。在忠州的东坡之上,在白的像雪的月光之下,那里有白居易种下的花草树木。“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东坡成了白居易的精神避难所,东坡上的花草树木成了他心心相映的朋友。以至于在离开忠州返回京城的时候,白居易还念念不忘:“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而黄州的东坡,不仅成了苏东坡的精神家园,还促成了苏轼向苏东坡凤凰涅槃,促成了儒家信徒的苏轼向儒道佛兼修的文化大师苏东坡的精彩蝶变。

东坡成了白居易和苏东坡共同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在生活无路可走的时候,有一块东坡而于此中安身立命,也是中国失意文人或下野官员的精神追求。

唐朝诗人王昌龄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只要有月光的地方,就有故乡,只要是心安的地方,就是故乡。这一点,苏东坡与白居易实现了心灵的同频共振而心有戚戚焉。

白居易在《初出城留别》中写道:

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乐观旷达的白居易说,只要心情好,吃嘛嘛香,身体倍棒,哪里都是故乡。

而半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很显然受到了白居易这首诗的影响,他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词中,向白居易致敬: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东坡和白居易关于哪里是故乡的讨论,其实在告诉我们,心才是我们的主宰。

禅宗说,心外无物,只要心从容了,世界就澄静了。

苏东坡和白居易的“心安是吾乡”的生活美学启示我们,人生不能随波逐流,但可以随遇而安。

苏东坡很羡慕白居易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白居易在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逐渐修炼出从容优雅闲淡安然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其实来自于儒家的亚圣孟子。孟子一生很紧张,仿佛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使命一样,但他说了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南。

在朝堂,那就心怀天下致君尧舜拯救苍生做一番儒家的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江湖,那就心情淡然修炼自我,做最好的自己,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泛舟于五湖烟海,享受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内心超越。

白居易就是孟子理念的践行者,也是创新者。他创造了大隐和小隐的中间道路“中隐”。白居易说:“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岁月有俸钱”。这种亦官亦隐的态度,既不同于大隐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决绝与不合作,也不同于隐居于民间草莽的饥寒交迫。

中隐是一种与世俗生活若即若离又超越于世俗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无论官职大小,都用一种坦然的享受的态度去对待,最好不是很忙,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心情恬淡从容优雅,在琴棋书画诗酒花中,享受优雅的生活,在喧嚣的尘世之中,做一个超然自拔的人。

苏东坡对“中隐”的生活理念深以为然。他“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用时无需大喜,贬时也无需大悲。他学会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对“未成小隐成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的生活颇为满意,他不要做李白,“不做太白梦日边”,他要与白居易“还同乐天赋池上”,浮一大白。

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点评白居易的生活美学,其实在点评苏东坡的生活美学:“白居易生存方式的标尺之一,就是把自己能决定的事——由己者,和自己不能决定的事——不由己者,明确地分开来,对于后者则托付给命运,对于前者,则积极努力去争取。”

这种把命运与现实分开的生活理念,用白居易的话说,就是“苦乐心由我,穷通命任他”,“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人生免不了有坎坷,但人要能摆脱重压,获得精神的解脱,从而随缘任运,即安即止。将原本紧张的心投入到世俗美好的生活中去,既享受美好的生活,又享受精神的超越。

苏东坡就是这么干的。

苏轼在《醉白堂记》中说:

“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田园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方其寓形于醉也,齐得衰,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苏东坡以十二分羡慕的口吻,描绘了白居易的不离世俗又超越世俗的闲适:山水田园、吟诗作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红袖添香的生活。苏东坡从白居易的身上,也是从庄子身上,学到了恬然委顺、齐兴衰荣辱超脱旷达的乐易精神,苏东坡觉得自己大概就是白居易的化身。

唯一让苏东坡感到不如白居易的,“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他缺少白居易家的樊素与小蛮那样的美女!

君子好色而不**,难道不是热爱世俗生活而又超越世俗生活的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