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焦循”这个名字，今天的人可能都不熟悉，但在清朝，绝对是一个大儒，经史子集都有涉猎，历算、音韵、训诂、诗词等方面更是隆誉当时。

当然，这些都是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普通人不了解也不足为奇，但他说过的一段话，绝对值得今天所有人警醒。

焦循生于乾隆年间，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中过举人，进入过公务员队伍，但人各有志，别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焦循却是钻了进去又退了出来，到乡村买地筑茅檐，“移居村舍，筑小屋数间，几塌之外，书研茶具而已”。

是不是有点像陶渊明?

但与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同的是，焦循好读书必求甚解，陶渊明走的是文学路子，泛泛而读也足矣，焦循走的是学术路子，非精研抉微不可，“每遇一书，无论优劣难易，隐奥平衍，必悉心研究，务穷其源。”

文人之间互相赠书，是古风传承，只是很多是文人相轻，书赠到手，覆酒瓮者多，卖与收破烂者多，以之揩尊臀者也不乏其人。但焦循每有友人赠书，爱之宝之，都是从头到尾，一字都不放过，读了之后，一有心得，细笔详记，三十多年始终如一，未曾偷懒。

焦循对别人的书珍爱若宝物，不忍弃置，但他对自己的书呢，却曾点了一把火，给烧了。怎么回事呢?

那天，焦循与村里一老头，两人坐着一辆车，到甘泉山去玩。中午时分，肚子饿了，到一家小馆子吃个饭。邻座有人，两个读书人吧，在那里高谈阔论，谈的正是焦循，一个说焦循学问确实了得，一个说焦循某书太是一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焦循就在隔座，连忙拉下头上斗笠，歪戴斜戴，把脸面给掩藏起来，笑嘻嘻地走出饭店。

与焦循一起吃饭的老头，看到他那高兴的样子，笑着说，你是不是只听到那个夸你的?没听到另外那个骂你的?

焦循说，恰恰相反，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那个批评我者，批得相当准确，他给我指出的问题，正是我研究未及之处，所以才这么高兴啊!

当时焦循所著的是一部史论，是一部什么史论呢?现在不知道了，因为他一回来，就把那部书给烧了。

焦循的学生看到老师把书稿烧了，特可惜，特费解，忙问因由，焦循就说了饭店之遇。学生还是不解，隆之毁之者，在在皆有，岂能因有毁誉而焚书?

焦循说了：我写的是一部史论，专门论古人得失的，没有论到的处，怕谬种流传，害人啊!那誉我毁我之两人，与我生同一朝代，相隔只是几十里路，对我的情况应该很清楚了吧，却都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我，古人隔我百年千年，我哪能实事求是地去评价他们?

焦循这观点未必对，若全部按照这一标准，那就没法进行学术研究了，没谁敢搞史论了。然则，焦循对学术研究的慎重态度却是今天的学者所不及的，他之所以焚书，恐怕不是时人不能评时人、时人更不能评古人，而是所论所评不准确吧，他觉得他的史论禁不起检验，所以才放一把火，不让谬种流传。

(图：焦循著《雕菰楼集》)

文人都喜欢敝帚自珍，不管水平若何，都想刊布发行，但其中自焚其书者，也偶有所闻，比如曹操。张松到曹操房间读了曹操大作，一口气背了下来，曹操疑心自己是“抄古人之作”，就把其著作丢了火盆。听说钱钟书因“悔其少作”，也曾“举秦火”。

曹操本来就不想以著作名世，自然也就不想以著作坏名，而焦循者，而钱钟书者，都是打算依靠著作赢取身前身后名的，却为什么如此自轻呢?

也许为的是“名”吧，名利人人都谋，可名与利往往都是不可兼得的，名一沾利，就坏了。焦循撰著作，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与工资福利奖金挂钩，他不在著作之有无，在乎的是著作之优劣，以优者传世以留芳，不以劣者传世以遗臭。

当然，像咱这种普通人，不必像焦循、钱钟书那样苛刻，但焦循说的那段话，其实很值得我们警醒。拜网络所赐，一个人、一件事，很容易就上了热搜，每个人都喜欢说上两句，不过，你真的对这个人了解吗?真的对这件事了解吗?

其实未必，大多数时候都是人云亦云罢了，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罢了。想想焦循的话，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希望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