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和知识分子有区别吗?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中国文人古来称士，在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五个等级中，士是大夫的家臣、邑宰，是最低一级处于庶民之上的统治者。 春秋战国末期、士阶层发生较大的分化，它不必有统治者的宗教血统，更多表现在它具有见识上的一己之长。士不再是从前的兵士、卫士，而更多是学士、策士。史上著名的所谓百家诸子”，包括孔夫子及其弟下都属于新崛起的这个的阶层。 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中华民族古代化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时期。

这段时期的中国人思想的活跃，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丈化的原创性、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中、几乎成“绝响”，继它而起的由秦始皇、汉高祖等所开创的大一统的帝国，直到满清帝国的覆灭，这前前后后两千多年，构成了中国漫长的中世纪，比西方的中世纪早开始约五百年，却又晚结束约500年，比西方中世纪长一倍时间，长了整整一千年。

这里是否暗含了某种神谕?一方面是，如前文所指，中国文化只具备一种人类元精神，即中国古代圣人所倡导的爱人的精神、孝悌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具备两种人类元精神，即古希伯来人先知所倡导的信仰的精神和古希腊哲人所倡导的求知精神。

就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则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后者比前者多一倍人类元精神、所以后行(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前者(中国文化)整整大一倍。但由于两者都在元精神上有所缺陷，所以无论哪一个都不得不经历一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也即人类精神受到某种蒙昧困扰的时期于只不过西方文化发展速度快一倍，所以它的中世纪只有一千年，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而中国文化的中世纪则正好是两千年，从公元前1纪世到公元19世纪。

另一方面，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现在都面临一个新的开端，而且是一个新的千年世纪的开端(2000年)，这是巧合呢，还是神谕，天命所归? 读者诸君，能解其中的奥秘吗?还有第三方面，即中国文化正处于冉冉上升之势，西方文化则处于悠悠下降之态，虽然一升一降，却是无论中西都将享有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的新世纪的开端，是全人类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开端，我对这新的千年世纪满怀幸福的渴望，这与耶稣基督所预告的“千年至福有关吗?人类文化的发展多么神妙。

回到原话题，由下先秦时代思想的活跃和巨大的文化原创性的体现，这一时期的确曾经展示过思想者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孔夫子开创私人办学授徒的纪录，显示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创造的自由度是相当宝贵的，正是这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度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创造了诸子百家，创造了中国人最初的文化的繁荣，独创了一种人类的元精神，仁爱的精神，并具体植根于孝悌的实践的习俗之中。

这种元精神直贯两千年的中国的历史，但秦始皇的一统中国的局面结束了这个文化原创的时代，尤其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更是为中国文化的历史降下了中世纪的帷幕。

中国中世纪两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个不断重复的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极权政治的循环，以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状况两千年来变化极少，中国人虽然拥有大量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可是并没有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多少助力。尽管在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如语言的趋于统一，文字书法的趋于简便，文艺表现形式的趋于丰富、等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这两千多年中对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知识量的增长是缓慢的，尤其在理论性知识方面的增长更几乎是毫无长进。

先秦时期曾经很有原创性的儒家学派，在进入了中世纪之后的中国，完全变成了只知一味复古述古、一味维护极权统治的保守的思想工具。在兴起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儒家经典更是成了历代读书人攀附权力、挤进官僚阶层的敲门砖，孔夫子的仁爱的主张成了吊在士大夫文人们口头上的面子话。中国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熟读死章句，个个都成了会学舌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百分之百的奴性，只有在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方面才显示出了是个有智慧的大活人。原先在孔子时代曾经具有的相对独立于权力体系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在中世纪时代几乎完全丧失了。

这种丧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极权专制者对思想的高度垄断、对异端思想者的无情的打击、迫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更主要的，是一代代读书人把科举入仕看作是自己唯一 的出路，从而心甘情愿捐弃自己独立思想的权利，做一个只会重述经典的读书虫。 中世纪时代的儒家，从提倡独尊儒术的汉儒董仲舒到把佛、道思想引进儒学的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明儒王阳明等，一个方面是把儒学改造成儒教的伪信仰，把孔孟神圣化，把儒家的经典的内容从意义上绝对化，比如上升为天理”。另一个方面即是把儒学变成普适的知识，其实是建立一个伪知识体系以满足人们普遍的求知欲。

程颐

中国人既没有如古希伯来人那样的信仰的精神传统，也没有如古希腊人那样的求知的精神传统。中世纪时代的儒家学者们便以他们所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滥竽充数，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无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的精神根源。

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者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的文人或读书人，他们都是上述两种伪精神的传承者和散播者。在他们的思想武库中，根本不具备任何稍稍不同于这两种伪精神的语言，即使他们成为最最激烈的思想反叛者，如李贽、黄宗羲，他们也无法自己独创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国传统的伪精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染缸，任何人只要在这里出生、成长，他们就将终生染上这种伪精神的印迹而难以消失。要改造伪精神传统只有唯一一种办法，便是开放国门，让西方人进来，让中国人到西方去。更简便的则是，任西方的含有真信仰和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信息在中国人中自由流通，任它自由浇灌中国传统伪精神的污迹。阻碍这种办法得到实施的恰恰是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一般而言，传统的中国文人。要想使中国传统的文人承当知识分子的大任，实在是太难了。

中国现在把一般读过大学，至上过高中的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下，实在是一种语误。这就好像如果我们把一切会吃饭的人都称作生产粮食的农民一样荒谬。读过书只表明某人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而我们称为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在西方，人们更通常称具有敏锐的批判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为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罗素、波普、汤因比……。 可见，在整个社会中，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不会很多的。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不说为零、也只能是极少而又极少，为什么?因为中国文人尚根本没有生出可能承担知识分子大任的肩膀。

第一， 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勇气。在先秦时代，孔子可以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身以成仁。”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话说得漂亮、也有勇气付诸于现实。处于中世纪的中国文人却没有这种可能! 历史土著名的文人，不说全部，也至少90%以上是士大夫官僚，当不上官的文人也莫不汲汲于功名，攀龙附凤。也难怪“学而优则士”，求取功名，投身科举是中国文人唯一的前程。在此情景下不难理解，中国文人最擅长的是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再其次是玩弄权术、再其次是明哲保身，最次也须是息隐山林、至处乱世、投身暴动，以求一逞，用武器批判社会，那无关思想，当别论。 八中世纪的极权社会、不要说批判社会，即使说话稍不顺极权者的意，轻则遭贬，重则丧身，更严重者至株连九族。统治者防口如防川，岂容你批判!

孔子

第二， 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武器。公开批判不敢，暗中批判也缺乏武器，最后至多是恨恨地咒“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文人没有真信仰的精神，没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武器亦没有真求知精神，没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理论武器，更没有可以令统治者遵守的法律，没有通行全社会的理性的公正。中国人只有刑和礼，而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第三， 中国文人也没有批判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具有基本人权的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才可能拥有。在中世纪的中国，不要说中国文人，除了极权者以外的其他一切人也都只能有两种活法要么顺从，要么以死相抗，除此之外，想逃避者极少有可能。 中世纪的中国只需要中国文人，不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只能大量产生中国文人，不可能产生中国知识分子。硬要将接受过伪信仰精神和伪求知精神熏陶的中国文人充任知识分子，自然是强人所难。“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文人无行，同样自古而然，传统的中国文人实在如同一块难雕的朽木。

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西风东渐并行。西方人凭借船坚锐的优势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信仰精神与求知精神的传入与灭国亡种的耻辱和忧愤同时在少数中国文人的脑海中激起了怒潮。中国文人在这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中缓慢地摸索着前进，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多数人在观望，在徘徊，在犹疑，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权钱的钻营者。鲁迅先生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的人们，以及“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实际的独裁者们，在近一个世纪中相继表演。在近一百多年中，中国正以蹒跚的步子迈向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国人很艰难，西方人也不轻松、事实上，西方文化正在从它19、20世纪的顶峰徐徐降落，与此相反，东亚、中国的文化正冉冉上升，笔者对21世纪开始的新的千年世纪的中国文化怀抱着希望。这也是促使作者撰写本书的最基本的动机之一。

走向21世纪的中国需要大量同时拥有三种人类元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信仰真”、追求善”、热爱美”，他们将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力军。相反，我希望仍旧沉浸在伪精神中的中国丈人尽快寿终正寝，他们才是新文化诞生的最致命的阻力。顺便说一句，我赞成继承孔子的爱人的精神，还有他具体提倡的孝敬父母、尊重长者的精神，但目前在海内外鼓吹的“新儒家却令人遗憾，他们的空论更多叫人感到，他们仍旧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遗类。文章摘自黎鸣《问人性》一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