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都是甘肃河州回族马姓，所以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20世纪40年代后期，“群马”中以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个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西北三马”也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们因各自的行为而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
那么，青海“土皇帝”马步芳出逃大陆后，骄奢**逸的他在中东闹出了怎样的丑剧?负隅顽抗的马鸿逵败逃台湾，最后为何无奈去了美国当寓公?儒将马鸿宾，关键时刻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民国军阀“西北三马”不同的人生归宿(三)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马鸿逵一路战战兢兢逃到了台湾，却不想受到台湾政客群起攻之，追究马家军贻误军机、丢失西北的责任。他连忙找个借口跑到了香港。
在香港期间，台湾当局行政院又以“放弃职守，擅自撤兵”为由，正式给马鸿逵“撤职查办”的处分。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先以“附匪”，后改成“未报到归队”为由，剥夺马鸿逵的党籍。当然，这些处罚最后都不了了之。马鸿逵补交了5张照片，算是恢复了党籍。至于撤职，马鸿逵早已无职可撤，只是在国民党中央改组时，将马鸿逵的“中央执行委员”改为新设立的纯属荣誉性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而马鸿逵对于台湾当局也不抱什么希望，所以后来蒋介石来电召他回去，他也不予理睬。
鉴于香港有台湾军统特务活动，马鸿逵觉得香港也不安全，决定到美国去。1950年2月，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马鸿逵从台湾驻澳门办事处领到所谓“中华民国护照”。陈纳德又请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帮忙，将邹德一填表为“秘书”，赵兰香填表为“表妹”，刘慕侠填表为“夫人”等名义，办好了赴美签证，于1950年10月飞赴美国。
为了办理出国护照和签证，马鸿逵可以说是大出血，不仅花了大量的黄金、美元，还暗地里给陈纳德送了1只翡翠西瓜。这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刘慕侠的干爹、慈禧太后身边的宠爱太监小德张从宫中偷出来的。1930年马鸿逵部驻防山东泰安时，小德张游览泰山得到马鸿逵的殷切接待，还请他阅兵。自打清政府灭亡后，小德张这个“遗太监”在社会上处处受歧视，马鸿逵对他礼遇有加，使他很感动，于是把这件稀世珍宝送给了马鸿逵。
抵美后，马鸿逵先住旧金山，后来迁居洛杉矶郊区，办起一家牧场，以养马为业。想到还有长子等“人质”在台湾，马鸿逵不但不敢在任何公开场合对蒋介石有所抱怨，偶尔还要唱几声呼吁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的高调。
马鸿逵后半生漂泊异国他乡，虽然钱财不缺，生活富裕，但由于妻妾争吵、子孙不孝，家庭很不幸福。1956年，五姨太邹德一为了结束在这个是非家庭中的痛苦生活，要求离婚。马鸿逵无奈，只有同意离婚。刘慕侠只知把持家政，对马鸿逵并不关心。惟一对他一如往常的，只有六姨太赵兰香，仍像丫环一样地侍奉着马鸿逵。
到了1960年，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又因财产问题对簿公堂，后竟将马鸿逵也告到了美国法院。马鸿逵一辈子从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悲愤交集，倒卧病榻，从此一病不起。
1962年，马鸿逵抱病撰写了《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揭露马步芳父子当年在青海及西北地区种种劣迹。
1970年1月14日夜，78岁的马鸿逵病死在洛杉矶。
马鸿宾，字子宽，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884年生。他11岁起就开始行伍生活，后升迁至清军管带。辛亥革命后历任宁夏镇总兵、甘肃新军司令、宁夏镇守使，后率所部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在马家军阀生死存亡的关头，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认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选择了与其堂弟马鸿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由其儿子马惇靖、马惇信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和平起义，回归到人民的怀抱，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
但是，马鸿宾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也绝不是偶然的、轻松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的。所以这一步的跨出，是必然的归宿，同时也是相当迟疑与沉重的。
西北群马的实力，数马鸿逵和马步芳最强，但是论资历声望，马鸿宾身历清朝、北洋和国民党统治三世，是西北马家世系中的元老。论“群马”的宗亲辈份，他是马鸿逵的堂兄，是马步芳的叔父。
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禄是清朝的武进士，官至简练军统领，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斗中英勇献身，为马家后来的荣华富贵奠定了基础。其弟马福祥是以继承兄长的基业才发展成为左右西北、逐鹿中原的一支军阀集团的，所以他把对家兄的缅怀崇敬之情都倾注在马鸿宾身上，一直将这个侄子带在身边。马鸿宾自幼过着军旅生活，各方面都经受到严格的锻炼，文武兼备，一路青云直上。
相比之下，马福祥的儿子马鸿逵处处不如这个堂哥，早期在职位和荣誉上都在其下，所以青少年时期两兄弟就一直不和睦，马鸿逵嫉恨马鸿宾，甚至为此而离家出走。马鸿宾虽有叔父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堂弟如此排斥的行动，使他内心很痛苦，总有寄人篱下、仰承鼻息，靠人施舍为生之感。长期以来，马鸿宾形成了性格内向、孤僻凝重，不苟言笑和讲求实际、奋争自立的精神特质。
另外，马鸿宾受叔父马福祥的影响很大，也常以儒将自诩，所以能突破狭隘的民族和宗教观念，既潜心于宗教著述的研究，又对孔孟经典广泛吸取。马鸿宾所到之处以“保境安民”为原则，反对暴政，主张“以德服人”和“谦受益”。他虽然出身名门，少年为官，步步升迁，但个人生活一直比较俭朴。他在银川的家称“五亩宅”，在中宁的住宅叫“旅国”，都只不过是几间土木结构的平房和几间土窑洞。他招待贵客的饭菜也十分简单，往往是手抓羊肉和面片，在中宁驻防时，日常饮食常由妻女自己做。所以马鸿逵提到他的老兄时，往往总以“我们家的圣人”相讥讽。社会上更有些人称他为“道学先生”、“谦谦君子”和“马善人”。马鸿逵对他的评价是：“国学基础甚厚，中国古书读得不少，为人处事老成统达，稳健持重，讲求圆通。”“做人稳稳重重，讲求中庸之道，明哲保身”是马鸿宾的处世哲学。
马鸿宾听说彭德怀司令员曾肯定过他。彭德怀曾说：“当年红军长征到宁夏同心县时，当地群众说马鸿宾是个好人。”所以马鸿宾在对我党的肤浅了解中，自认为自己的哲学同共产主义哲学是不矛盾的，因此他相信我党不一定会动他。至少到海外去过流亡生涯，是不符合他一贯的哲学思想的，他认为祖坟在家乡，人都要落叶归根，自己年事已高，怎能背井离乡呢。而且部属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几十年，也不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
当然，由于马鸿宾平时为官比较清廉，没有多少家产和积蓄，家庭人口多，如果真的到了国外，生活也无法维系。马鸿宾是不具备像马鸿逵、马步芳那样携带金条到国外去继续过着阔绰生活的条件的。据说，马鸿逵曾当面劝堂兄夫妇一同逃走。马鸿宾对马鸿逵说：“去香港、去外国，什么都需要黄金，我哪有如此多的黄金?”
马鸿逵答：“你和嫂子的费用我包了，子女们丢下。”马鸿宾大笑说：“子女们丢下，我的命就这么贵吗?”
马鸿宾心想，靠任何人也不能靠你马鸿逵。自己从小就不为马鸿逵所接纳，兄弟分掌兵权后，又屡受其排挤。他不愿意糊里糊涂跟着马鸿逵跑到国外，再去接受他的施舍而重新回到寄人篱下、苟且偷安的境地。
在解放战争中，马鸿宾也曾犹疑过，想爬下蒋介石的战车，另谋出路。马鸿宾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不受重视，想兄弟俩共同行动，一起投向光明。1949年初，蒋介石将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1949年6月，宁夏兵团正在陇东打仗。一次马鸿逵到前线看望路过中宁县时，马鸿宾曾向马鸿逵作过一起向解放军投诚的试探，劝告他说：“我看我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马鸿逵也曾犹豫过，他有6万多条**，马鸿宾才1万多条**，两人一同驻防在宁夏。但如果马鸿宾单独和解放军讲和，自己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马鸿逵还是把自己捆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终于在9月1日飞往重庆，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飞经中宁上空时，马鸿逵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以示向兄长告别。马鸿宾在地面用望远镜看着说：“少云不听话，竟然走了。”说罢，不禁潸然泪下。
8月26日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又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同时接连派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宁马旧部分赴银川，向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他们的子弟传达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9月14日，解放军解放了马鸿宾的根据地中宁县后，马鸿宾深感自己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逃往重庆之前，马鸿逵再三关照儿子马敦静别受伯父的影响，要抵抗到底。马鸿逵为了防止马鸿宾趁他不在宁夏时吞并他的，又特地电告所属三军将领：“宁夏军事，只有静儿和各军官负责，他人不得过问。”此后，马敦静一面作负隅顽抗的部署，一面下令驱逐劝其归顺人民的代表。
这时马鸿宾对代表们采取了保护措施，表现出岔路口向左转的迹象。至此，解放军把争取的重点集中到马鸿宾父子身上。可是马鸿宾仍有犹疑，特别是感受到马敦静兵团的压力，遂决定先飞包头，和傅作义、邓宝珊作商量。
当时，傅作义和邓宝珊正策划绥远起义，因马鸿宾的到来，在包头皮革厂同他谈到深夜。在老朋友面前，马鸿宾说了心里话，既担心我党有几笔旧账同他清算，又担心八十一军单独起义的话，对自己和部属的安全抱有顾虑。
邓宝珊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力劝马鸿宾别受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还鼓励他：“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
9月18日，马鸿宾搭乘徐永昌的飞机回到了宁夏。第二天，宁夏二马何去何从的谜底揭晓：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宣布执行父命，顽抗到底;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不顾徐永昌的阻挠，和解放军签订《和平解放协定》，在中卫县城宣告起义。两个同名不同字的叔辈兄弟，代表他们的父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9月19日晚，解放军六十四军代表和国民党八十一军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和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分别在协定上签字。解放军当场宣布保证马鸿宾全家生命财产安全，马家在中宁的财产，凡被动用的，一律归还。
同一天，在我党号召和傅作义、邓宝珊的亲自安排下，绥远起义也实现了。颇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又搭乘把马鸿宾载来银川的徐永昌的专机，逃去重庆。
9月22日，银川市在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下，处于混乱中。守城有溃散逃跑的，有缴械投降的，也有顽抗死战的，乱兵抢劫已在市面上公开进行。在此情况下，马鸿宾不顾个人危险，出面召集军政要员会议，要求士兵赶快放下武器。同时，马鸿宾又致电彭德怀：“请即令杨得志司令员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
会议后不久，宁马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宁马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等纷纷投降。审时度势的马鸿宾，开始走上为人民、为家乡作贡献的正确道路。
两天后，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等3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鸿宾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副主席。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以后，十九兵团先后从各抽调400余名干部到该部对其实施和平改编工作，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马惇信任副军长，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任政治委员，原第八十一军参谋长杨遇春任参谋长。独立第二军下辖2个师、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实编9414人。
1951年，独二军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1952年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开始在宁夏平罗县西大滩从事军垦建设，后转为地方国营农场建设，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马鸿宾陆续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7月3日，马鸿宾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的号召，捐款人民币1亿元(合新币1万元)。
年逾花甲的马鸿宾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为祖国西北建设作贡献，获得了人民的信任。从1954年起，他在甘肃省历届人代会上以无计名投票方式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接连当选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民族委员会委员。马鸿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21日下午，马鸿宾因患胃癌，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甘肃省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为其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