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1743年—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笈游道人、完白山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县白麟畈(今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
往事略集
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陈寄鹤书》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据说，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一日，雌鹤死去了，仅隔十几天后，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这种巧合，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雄鹤也孤鸣不已，与他相依为命。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鹤寄养僧舍中。从此，他担粮饲鹤，三十里往返，每月坚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用行书写下了《陈寄鹤书》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
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气势排山倒海，文辞如云幻天，以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为了这只鹤，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书中所写“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知府接书，无言以答，不日将鹤送还佛寺。
邓石如9岁随父读书，10岁便辍学，14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7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20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1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他32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 年学汉分。于四十七年他40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独往。 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2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0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0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0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他63 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 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0月卒于家。
民间奇人
邓石如身材高大，前飘一绺长长的美髯，遇人落落，性格耿介，无所合，无款曲，无媚骨，无俗气，称得上顶天立地的一个伟男子。
因为其祖辈出身寒微，枯老穷庐，他的一生更备尝人间的酸甜苦辣，过着“采樵贩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的生活。他以“山人”自居，于荒江老屋中高卧，把功名两字都忘记了。
为什么淡泊如此?他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堪称盛世的“乾嘉时代”。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政局早已稳定，天下亦早已被爱新觉罗氏那双射雕射虎的手抚摩得比较熨帖了。生活随着时间的河流，日复一日地平静地流去。我们只知道他戴草笠，着芒履，策毛驴，浪迹天下名山大川，有如云水之间孤独的浮鸥。他的好友师荔扉曾经送他这样两句诗：“难得襟怀同雪净，也知富贵等浮云。”看淡了浮华、浮夸、浮名，也就与浮躁相去甚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那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他没有;“患名之不立，患年之不长”，贾逵的雄心进取他缺乏;“名飞日月上，义与风云翔”，李白的济世大志他也不具备。他只是归于淡，把世间万物都看得淡了，淡到自甘寂寞，远离红尘。可是，他又真正地热爱着书法，一天也舍不得丢弃。每日清晨，他研一盘满满的墨水，就着净几挥洒，必待墨水用干了才上床休息。所谓“热爱”，在邓石如的人生里，除了出身寒微，饱受生活的煎熬以外，还得把功名利禄置于脑后而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的艰苦锤炼中。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更不愿像某些“名人”那样热衷于今天上电视，明日登报纸，后天获大奖，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难过。
当年，他为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友时，“与人论道艺，所持侃凿，丝毫不肯假借，布衣棕笠，贵客公卿间，岸然无所诎也。”俨然一种平民艺术家的本色。但是，“日见群蚁趋膻，阿谀而佞，此今之所谓时宜，亦今之所谓捷径也。得大佳处，大抵要如此面孔。而谓琰能之乎?日与此辈为伍，郁郁殊甚。”他看不惯官场的群蚁趋膻，也不愿阿谀权贵。那么，虽为幕友，却也是落落寡合的——他不适合那个生态环境。于是，他拂袖而去，返回民间，适者自适，从此一生六十余年再也没有混迹于官场。
邓石如不愿媚俗取巧的顽固，说得斯文与时髦一点，是不是他正有着平常文人欠缺的所谓“平民意识”或“民间情结”?邓石如原名琰，字石如，自号顽伯、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等。以石自比，以顽石自况，一个山野之人的特立独行，飘然如在眼前。说到邓石如的为人，与他同时代的人评价甚高。有说“高尚”、有说“高洁”。我这里只说两件事。第一件，邓石如初入都，当时的人都以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书法的宗师，翁亦骄横一时，而邓石如“独不谒”。不去登门拜访翁宗师，是不愿结交权贵呢，还是本身就看不起他的书法?我不敢妄猜。但后果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盛气凌人的翁方纲极度贬抑邓石如的书法，而邓石如一笑置之，“不与校也”。另一件事，也许可以见出邓石如的高洁了。邓石如常居集贤关，得一鹤，精心喂养后蓄于僧院中，他陪它散步，它伴他读书，“朝朝两件闲功课”。不料，某太守见而爱之，携鹤而去。邓石如极是不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索还。从此，与鹤为伴，晨昏无间。邓石如死时，那鹤发出尖厉的唳声，哀鸣数日后，打了一个旋，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羽化而去。鹤唳、青空、远去——这是我心头漫过的图景，也是眼前流过的诗境。是的，一袭布衣，仰视苍天，有所牵挂而来，无所牵挂而去;既知万物有灵，更轻身外之物;“你自归家我自归”——人鹤两化，只留下一段聚散情义于古今。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
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不慕富贵而自然隽永，不闹情绪而旷达平和。钓雨耕烟，灌花酿酒的人生，洗去的是庸脂俗粉，尘泥污垢，浸润出来的却是经史子集里的书卷气质和一身的仙风道骨。于人，互为表里，安身立命，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人生一达这种境界，艺术的深沉和久远便应运而生。
作为震古烁今的书法大家，邓石如是以货真价实的创新赢得我们尊敬的一个典范。与他同时代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他的书法列为“神品”，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书法史上以“我自成我书”自负的“浓墨宰相”刘墉，当时见到邓石如的字，拍案惊呼道：“千数百年无此作矣!”连眼界很高，学富五车的康有为，贬颜(颜真卿)贬柳(柳公权)，贬晋帖，贬唐碑，而对邓石如之书不仅高度评价，还把他作为划时代的一个标志。平心而论，卑唐贬晋，失之公允，而对邓石如的评价则言之成理。清代篆隶书的革新和碑学的兴起，开拓出传统书法的新生面，这个盖世功勋是由邓石如悄悄地在山野之中建立起来的。邓之篆书结体的灵动，用笔的自然，打破了自李阳冰以来僵化的传统格局，难怪他这样自负：“何处让冰斯(斯指李斯)?”邓石如在书法理论上也颇多创见。“计白当黑”之论把“笔不到而意到”的道理具体化了。“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则把虚实对比的艺术理论阐释得明白如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