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出生于明末乱世，一度出家为僧，号悔僧。后世研究者称他为稀有的“全才”，花鸟、山水无一不通，尤精人物画，被美国汉学家、艺术史学家高居翰称为“继李公麟(北宋画家，擅长白描人物)之后，最伟大的人物画家。”

《水浒叶子》内页，陈洪绶，黄君倩刻，四川省图书馆藏。

早熟的天才

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已连续不上朝12年，南方由文人形成的在野集团纷争不断，北方的建州女真统领努尔哈赤加速对女真诸部的征伐。

这一年，浙江诸暨的仕宦子弟陈于朝迎来他第二个儿子，取名洪绶，小名莲子。

陈家子弟从汉代起就在朝廷做官，高官辈出，但陈于朝却止步于秀才，累试不第。陈洪绶9岁时，陈于朝郁郁而终。

虽然家道中落，但陈洪授依然受到很好的教育，并且很早就显现出绘画的才能。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4岁时，去未来岳父家上课，淘气地在人家墙上画出巨大的关公像，栩栩如生，让岳父大吃一惊，以至于设案供奉起来。

10岁前后，陈洪绶的才能已经让他的老师蓝瑛、孙杕自叹不如。14岁，陈洪绶“悬画市中”，可以“立致金钱”。

19岁，陈洪绶与妻子学习骚体期间，用两天的时间完成了12幅白描人物插图《九歌》。

高居翰称，此时陈洪绶的画细腻节制，极为精巧，“不但在风格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同时，在意象上也很耐人寻味。”体现出陈洪绶作为少年天才早熟的一面。

这个期间，陈洪绶参加了乡试，考取生员，走上了父亲以及当时士大夫子弟唯一的生存模式——仕进用世，光宗耀祖。

少年时代结束，现实铺天盖地而来。

饮茶图，陈洪绶，私人收藏。

功名与画名

用“全才”、“伟大”、“有太古之风”这些词语用来形容陈洪绶是苍白的。中国艺术幽远的长河之中，带着这些标签的画家，如过江之鲫。陈洪绶是复杂的，他既是非凡卓越的画家，也是平凡郁郁不得志的落第儒生。乱世遗民又给他的人生添加了更多戏剧化色彩。

陈洪绶遵循着教育的指导，将前半生耗于科举，但不幸与他的父亲一样屡试不第。1624年，陈洪绶26岁，科举连续失利，青梅竹马的爱妻去世，接连打击让他出现酗酒的问题。

1636年，皇太极继位，将国号改为“清”，与南明分庭抗礼。1638年，皇太极第9子福临出生。这年，41岁的陈洪绶再次落榜。为了继室和8个孩子的生计，陈洪绶需要找到更多的经济来源。

尽管如此，台湾明代文学研究者林宜蓉认为，陈洪绶的命运依然比大部分默默无名、穷困潦倒的画家好很多。他早早就以画技扬名，画作在市场上也是“片纸尺绢，为世所珍”。

荷花鸳鸯图，陈洪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不过，中国传统上“重道轻艺”，在诗文书画四艺中，绘画又是最末一样，所以职业画家备受歧视。肩负着的“光宗耀祖”职责的陈洪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从未因为自己的画名而沾沾自喜。

不能取仕，画得再好也不会被人认为是“文人画”，高居翰觉得，“陈洪绶或许是这么想的，既然要做职业画家，干脆就彻底一点。”

陈洪绶的作画手法更加恣意，甚至使用了一些“庸俗”的要素，如古怪的笔法，戏剧化的姿态，夸张的表现手法。高居翰认为陈洪绶的天才，让他可以脱离僵化的传统技巧，从“低劣文化”中获得新鲜的材料，在表达自我的同时，将这些娱乐大众的题材，发挥到极高的境界。

这个方法，在陈洪绶为戏曲和小说等通俗读物设计版画插图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玉堂柱石图，陈洪绶作，故宫博物院藏。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木刻雕版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明刻本，从古至今都是书画收藏家的至爱。这其中，人物版画成就最高的就是陈洪绶。而四川省图书馆所藏的黄君倩(亦作蓓)刻《水浒叶子》是目前可知，陈洪绶版画中最早刻版的作品。

《水浒叶子》之鲁智深，陈洪绶，黄君倩刻，四川省图书馆藏。

叶子，是明末盛行的“桌游卡牌”。有考证认为叶子就是马吊牌，即现代麻将牌的前身;也有说叶子可作为酒牌，在行酒令时使用。

《水浒叶子》原有数个版本流传，包括文史学家郑振铎所收藏的黄肈初刻本(约刻于崇祯十四年)。上世纪70年代，广州收藏家王贵忱发现了一本约刻于天启年末，崇祯年初的《水浒叶子》，并将它赠送给了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希望可以将其出版。据黄苗子回忆，王贵忱曾担任李一氓的警卫员。

这本册子共白描40位水浒人物，无背景，打扮、姿态、角度各异。据陈洪绶的赞助人张岱的记录，《水浒叶子》创作的原因是为了接济一户贫困的文人家庭。

与19岁时，用两天的功夫激情创作《九歌》人物图不同，陈洪绶兢兢业业花了4个月的功夫才画完《水浒叶子》。

同时，陈洪绶也摒弃了青年时代精致的笔触，使用棱角转折，短粗结实的“粗俗”笔法描绘人物。他笔下的水浒人物身体扭曲变形，手势夸张，使得整个牌面十分活泼。

高居翰解释这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表现手法，可能参考了戏曲的身段，古代的手法以及当时通俗画的风格，“这些做法与文人画家笔下那种举止内向且欲言又止的人物典型，似乎南辕北辙。”

杂画之饮酒图，陈洪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高居翰不相信这是陈洪绶仅仅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采取的做法，他觉得陈洪绶是在故意的脱开“高雅艺术”的限制，用更灵活的民间材料表达自己的想法，即迎合当时文人“在爱情传奇、激情和等私密的领域里，找寻诚意或真实……”的趋势。

而陈洪绶等一干文人对于雕版的热情，也将这个平民化的商品提高到前所未有艺术和技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