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

为什么他这么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呢?因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

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

可以说，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学术界有朋友认为，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类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他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太多，我只讲其中的三点。

第一，中国国民性当中的奴性问题。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说的所谓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所谓“一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一乱”就是想做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因此，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个循环。

第二，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判断。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

一个接近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说，鲁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奴隶，也就是说奴隶是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一个现实，是缠绕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鲁迅发现了中国人有三重奴隶状态：首先，中国人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其次，中国人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隶。

他对这两种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经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一种使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新的奴隶，发现了革命工头，发现了奴隶总管。他发现，虽然目标好像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而实际的后果却是产生了新的奴隶关系。

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不断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奴隶关系，是一个奴隶关系不断再生产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以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此，始终有一个奴隶制度、奴隶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鲁迅还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有不断被奴化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商人、商业的“帮忙”和“帮闲”;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而在我看来，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这三大陷阱来。

这样的一种不断再生产的奴隶关系就造成了中国人的奴化、中国人的奴性。鲁迅要揭露的是中国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只能概括地说一说。首先中国特有的奴性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的奴性实际上不是单独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结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换”。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结构当中，对上是奴才，对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中国人有权的时候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

这就是主奴互换。还有几个特色，简单地说：第一，不悟自己之为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隶，但是不感觉;第二，容易变成奴隶，但是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第三，纵然是奴隶，还处之泰然;第四，当奴隶还要面子;第五，精神胜利法;……这都是中国特有的奴性。

第三，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严峻的判断：第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国到处摆着吃人的宴席。这里讲吃人(食人)有三个含义：一个是真的吃人，真的人，譬如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一种是为革命而人，为革命而吃人。

鲁迅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他说，“革命的被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第三种就是精神的吃人，实际上就是鲁迅说的剥夺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他说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说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认为，这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恐怕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

鲁迅对中国还有一个很严酷的判断，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国”，中国人“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民众总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字的国”。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我觉得这话非常深刻，在这样一个语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别人说的话，那就是笨，那就是不合时宜。问题是谁都知道在说谎，谁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愿意做出相信谎言的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谎，时时刻刻在欺骗，我也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说对对对，相信你。这就是规则。如果有人破坏规则，说句真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懂规矩，这个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后大家一起把他灭掉。

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说谎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瞒和骗，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问题，于是无不满、无不平、无思考、无反抗，于是天下太平。另一个就是不认真，一切都以态度处之，最后变成哈哈一笑。而鲁迅说，中国恐怕就要亡在这个哈哈一笑上。这就是瞒和骗与不认真，是中国国民性的另外两个大弱点。

我们总结起来看，鲁迅在这里揭示了，第一是中国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第三是中国人的瞒和骗;第四是中国人的不认真。这些都构成中国国民性的基本弱点，而且在我看来于今为烈。

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

但是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不仅批判国民性，他更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要启蒙的话，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这一点跟很多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我还要补充的是，鲁迅不但批判国民性，不但批判知识分子，他更把自己放进去，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读过《狂人日记》，肯定还记得，他说几千年的吃人社会最后发现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尝没有吃过人，所以最后他都归于自己的一种反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

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打掉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我们批判国民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打鬼，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个打鬼首先是打自己灵魂的鬼。在这点上，鲁迅跟胡适可能有点区别。胡适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别人的鬼，是国民性的鬼，而鲁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灵魂的鬼。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打鬼”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灵魂的搏斗。

胡适和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下胡适和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我觉得鲁迅可能更多的是对第一种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是非常彻底地批判，甚至到了完全否定的程度。而胡适虽然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在倡导后一种国民性，就是符合现代化尤其现代政治的国民性，因此应该说更具建设性。

鲁迅对中国的国民性有深刻地认识，比如他的小说《药》、《阿Q正传》等很多作品，但这种批判我觉得有夸大的地方，更重要的，我认为没有指出应当怎样建设，甚至方向有误。鲁迅是有思想的文学家，而胡适是有思想的学问家，相较而言，学者更重视理性。虽然鲁迅的才华是超过胡适的，但是这有点像法国的萨特的才华超过阿隆甚至加缪一样，按照我的判断，就是萨特不如阿隆、加缪那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