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时期以来，吴文化的发生到明清之际，都是吴文化的成长阶段，历经了数千年。在这个阶段，吴文化已经不是最原始的吴文化，是先吴与商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了，本期的吴越文化为你介绍吴文化的两个文化源头。

　　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以文化人”和“自然的人化”。何晓明先生认为：“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毫无疑问，有了人和人类社会，就有了人类的文化。由此，在一个大历史和长时段的层面上，远古至春秋时期当是吴文化的发生阶段。

　　那么，吴文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般来说，吴文化是本土先吴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相激而生的，本土先吴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是吴文化的两个源头。就前者而言，我们今天所谓的吴地，根据太湖三山岛的考古发现，早在一万多年前就有了人类和人类的活动，他们创造了吴地最早的文化（我们称之为先吴文化）。就后者而言，商代末期，泰伯、仲雍弃位南下东奔，中原商周文化因而化客为主，顺势由黄河中游地区移植太湖流域。这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而且融和，便产生了吴文化。吴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人物的条件下发生的。

　　应该看到，第一，中原商周文化和先吴文化在发展水平上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原商周文化远较先吴文化先进，当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出现了文字、青铜工具、阶级和国家而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太湖流域尚处于“耕火种”的原始时期，两者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先吴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在基本面上亦有所不同，渔猎和采集是吴之先民的基本经济活动，“文身断发”是先吴文化的基本风俗，而“商周时代是王权与神权结合的时代，是以祖神崇拜为核心，并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巫史文化时期”，其生产也较为发达，两者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外来者的泰伯和仲雍要立足吴地，必然要克服这些差距和差异，必然要整合两种不同的文化。《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泰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而“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这表明泰伯和仲雍站在先进的中原商周文化的高度，首先以形式开始，主动接受了先吴文化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了吴之先民的认同和接受。可以说，泰伯和仲雍的成功，首先源于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力量。

　　必须指出，吴文化的产生不仅是本土先吴文化与中原商周文化融和的结果，而且这种融和还主要是以一种和谐的方式进行的。如前所述，泰伯、仲雍来到吴地之后，“文身断发”，主动接受先吴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和谐；而“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这又是一种和谐。不难发现，吴文化自发生始，就深深埋下了和谐的种子，和谐文化是吴文化的基本属性。

　　吴文化的发生，因其注入了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因子，故使吴地由原始社会后期一步进入文明时代，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吴地发展史上的关键一步，奠定了吴地发展的基础，其后吴地种种的发展，都可追溯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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