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作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它对世界各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在封建统治时期，随着中国与印度有着贸易的往来和文化交流，宗教也流向国内。
　　那么，下面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印度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吧！

　　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就与印度有了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我国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时，印度古人就用“秦”来称呼中国，并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大约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从印度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历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一般倾向于这两种意见：一则为西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二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中天竺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白马驮经”来到洛阳，翌年在洛阳建白马寺。不管怎么说，佛教在公元前后已传到我国是比较可靠的。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到了我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和贸易往来达到鼎盛期。

　　在中印文化的交往中，许多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为求宗教真理，他们跋涉戈壁沙漠、穿越丛林峻岭、翻过喜马拉雅山，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这是一条十分漫长、艰苦而充满危险的旅程。不知有多少印度人和中国人未能达到终点而死在途中，据说这些香客的死亡率高达90%。

　　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有许多着名的佛教学者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在印度学者中，以摄摩腾（1世纪）、鸠摩罗什（5世纪）、舍那掘多（5世纪）、菩提达摩（6世纪）为代表，他们大老远来到中国，把大量的佛教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同时还通过佛典把许多印度教文化传入中国。在隋唐时代，大批的印度僧人居住在中国，据说在6世纪，单在洛阳境内就曾有三千行以上的印度和尚和一万户印度家庭。可见，当时中印文化交流的规模之大。

　　此外，在赴印度取经的中国佛教学者中，最着名的是法显（5世纪）、玄奘（7世纪）和义净（7世纪），他们不仅从印度带回了大批佛教经典，而且也向国人大量地介绍了印度教的思想与文化。如，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这样描绘印度教的教育制度和各种古代科学技艺：“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受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技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

　　又解释印度教基本经典——四种吠陀说：“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

　　由于中印人民频繁交往，大批的印度教经典和文献流传到我国。现在，我国还保留着许多印度教的梵文经典，如《薄伽梵歌》、《摩诃婆罗多》、《莲化往事书》等，这些梵文原典大都是11世纪以后的抄本。我国南北朝时期高僧陈真谛，把印度教六派哲学之一的数论派哲学经典《金七十论》由梵文译成中文，一直保留至今。这是印度教数论哲学经典中最古老的一种，学术价值极高，现在印度已经失传，印度人为了研究此经典，不得不将这部书又从中文倒译成梵文。此外，唐玄奘所译的印度教胜论派哲学经典《胜宗十句义论》，一直完好地保存在我国，但是在印度此书也已失传。

　　毫无疑问，在中印文化交流中，佛教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最大。但是，必须指出，佛教虽然与印度教有不少对立的方面，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吸收了许多印度教的东西。特别是进入大乘佛教阶段以后，大乘空宗和其它一些派别在理论上与印度教吠檀多逐渐接近，在实践上也吸收了许多印度教的民间信仰、神祗和仪式等。

　　因此，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许多基本概念和禁制，如轮回、业报、化身、五戒等也在我国得到广泛地传播。印度教的一些神祗也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这些神也出现在我国的佛寺中，被佛教徒所崇拜。例如，阎罗王原为印度教神话中一个主管阴间的神，在《梨俱吠陀》中就已经出现。后来，佛教继承这种说法，称它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佛教传入我国后，阎罗王也传入我国，被中国老百姓所接受，人们称他为“阎王爷”，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佛教的密宗在崇拜对象和修持仪式方面更是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量内容，所以印度教性力派的许多神和仪礼也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我国，在我国的藏传佛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大约在4世纪，印度教的瑜伽术已经传入我国。瑜伽是印度教徒为了实现精神解脱而进行的重要修行方法，它分为许多种，其思想和实践都非常复杂。瑜伽术传入我国后，对我国佛教、道教、儒教、医学、武术和气功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佛教禅宗所修的“上乘禅”、天台宗提倡的“六妙法门”、净土宗的“念佛三昧”等修行法，皆可以明显地看出印度瑜伽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一些健身术也与印度的瑜伽有过交流。例如，南北朝时流行的“易筋经”、唐朝流行的“天竺法”、宋代流行的“婆罗门导引法”都是从印度传进来的。据说，“易筋经”就是少林寺的开山老祖达摩大师所传。另外，如果把宋代流行的“婆罗门导引法”与印度教的诃陀瑜伽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名称和具体行法上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印度教的神庙也在我国出现过。据史书中的记载，唐朝天宝年间，在广州就建有印度教神庙三座，并有许多印度教僧人在此居住。宋代，泉州港也建起了一些印度教庙宇，里面供奉着湿婆大神的化身——“林伽”（男性生殖器）。20世纪八十年代，在泉州出土了约有二百多件印度教的文物，其中有大量石头制成的“林伽”像、还有其它神，如毗湿努、湿婆、黑天、罗摩、吉祥天女的石刻雕像等。另外，还发现了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往事书》中神话故事的浮雕，以及用古泰米尔文写成的有关印度教的碑铭。

　　应当说，在两千多年的文化交往中，印度教伴随着佛教，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由于印度教的许多思想、神祗、礼仪、戒律和修行方式都被佛教所吸收、所融合，所以，要讲清楚两者对中国的影响中哪一些是印度教的，哪一些是佛教的，确实十分困难。其实，许多印度教的信仰与文化都是通过佛教传入中国，又是通过佛教对中国老百姓发生影响的。在谈到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中，实际上也包含着印度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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