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西部手抄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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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部手抄报内容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要开荒，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我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阳）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摘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10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较大发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近代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西部开发的“热潮”，许多仁人志士提出过不少有益的主张，也进行了一些艰苦卓绝的建设实践，为目前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提供历史借鉴。
一、洋务运动时期西部工业的发轫
同治年间，沙俄与英国争夺新疆，主动请缨收复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一系列“开发西北”的主张。他认为开发西北，使“（列强）自无隙可乘”。1869年，他在西安设立西安机器局，自造**械及子弹。1872年，左宗棠将西安机器局迁至兰州，改为兰州制造局。在西南少数民族起义的末期，清军在昆明设立了云南机器局。1876年，山东巡抚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从山东机器局带去了一部分技术人员，在成都创办了四川机器局。1894年，为支援甲午参战援军军火，陕西巡抚鹿传霖奏准在西安设立陕西机器制造局，试制军火。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创办的西部军火工业基本上是封建性的、临时性的，数量少且规模小，只是一种尝试。但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西部近代工业开发的起点，对其后民用工业尤其是私人资本经营近代工业也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二、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开发西北”的宣传与西北工业
1928年，国民政府确定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当前要政。"918"事变后，国民政府强调要以西北为复兴基地。抗战前，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通过的有关西北开发的决议达20余件，而实际行动很少，变成“官家的档案”。但是，在国民政府上下一片开发西北的呼声下，为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的初步进展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准备。陇海铁路于1934年底通至西安，以西安为中心通往西北各地的公路干线也先后通车，为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销售创造了便利条件。随着中东部地区近代资本企业的发展，东部实业家开始对西北投资，对开发西部地区形成一定的推动力。这样，在西北掀起了一个以关中经济带为中心，建立西北近代机器工业体系的热潮。
三、抗日战争时期工业的内迁与西部开发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就提出以云贵川陕甘为大后方，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然而，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把分布于沿海地区的占全国绝对优势的工业企业迁往西部工业薄弱的地区。直至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才下令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但由于搬迁工作在淞沪会战开始时才起步，又组织不善，所以从上海抢迁出来的工厂很少。而许多民族工业资本家出于爱国热忱，不惜搬迁损失，历尽艰辛将工厂迁移到大后方。工厂内迁前后历时3年多，到1940年基本结束。其迁移的先后顺序，首为“国防上即可利用者”，次为“现在民生必需者”，再次为“不属以上两种而可藉培植工业中心者”，最后是“保全资源免资敌用者”。到1940年底止，经国民政府促助内迁的厂矿共约450家，机件共约重12万吨，随厂矿人口约10万余人，其中技术工人1.2万多人。内迁工厂分布的地域，以四川为最多，计254家。这些内迁工业成为大后方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抗战开始后，由于大后方相对安定，沦陷区人口、资金大量向内地转移，在物资供求关系的刺激下，社会资金不断转向工业资本，加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政策，尤其是广大职工和工业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使大后方的工业迅速发展，到1942年达到高峰。据1943年统计，大后方工厂已达5266家，其中民营工厂为476家，资本总额合战前币值近5亿元，超过战前工厂数和资本总额。国民政府也加强了航空、水运等交通运输建设，为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在农业方面，通过建立农业金融网、推广农业改良、督促垦荒、兴修水利等措施，发展农业生产。1938年和1939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为供应军需民用提供了保证。
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西部开发热潮的直接原因，都与保卫国家的战争有关。第一次是为了收复新疆，第二、三次是为了抵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建立回旋余地。所以，纵观三次西部开发的全过程，因战争的进程与需要而表现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的特点，没能造就西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这三次西部开发都是政府发动的，并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政府主要是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开发的政策与措施表现出短期行为的特点，造成西部开发效益的局限性。实际上，当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工业经济时代，我国东部的工业经济已初具规模，而西部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落后的农业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就需要国家采取全方位的措施对西部进行大开发。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西部开发虽有一定成效，为西部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都没能改变西部经济落后的状况，更没有解决我国经济均衡与持续发展的问题。
四、世纪之交的西部开发战略
世纪之交的1999年，党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多来，西部大开发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及政府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作用等方面对此做出了回答，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
第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正如公开资料所显示，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也在加速发展。然而，由于西部的特殊条件，东西部的差距仍在扩大。东西部经济差距不仅在经济上制约了东南沿海的发展，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动荡不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西部国有企业的大量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群体聚集事件时有发生，不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西部巨额的社会需要与因购买力极低而导致的极有限的市场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东南地区产品的内销。因此，不论是为了东部的再发展，还是为了缩小差距使西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必须进行西部大开发。
第二，社会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富了东南地区，在西部资源、能源、劳动力廉价供应的基础上，东部地区先富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和西部一直在补贴东部的发展，就是让穷人补贴富人，当然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林毅夫，2004）。“穷则思变”，一方面西部的社会秩序开始不稳定，另一方面西部人大批涌入东部，给东部的社会稳定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于是在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文明的极大差异。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的制造者基本出于西部或其他穷困区，而富裕的东部不断涌现出贪官污吏，东西社会文明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但文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仓廪实则知礼节”，所以必须让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富起来。
第三，环境原因。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洪涝灾害、沙尘暴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制约因素，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危害。经研究，人们发现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西部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恶化的原因在于过度开发。过度开发的原因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科技不发达。西部老百姓只有通过对自然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的初级开发来获取利益，既没有能力没有技术也没有意识去改善已受破坏的环境问题。当洪水、沙尘暴时不时袭击首都北京、武汉等中国的重要城市时，国家意识到必须尽快解决环境问题。西部地区无力自行解决，只有中央政府来解决。就环境问题而言，西部大开发的确是一项大战略。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总的战略目标就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显著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努力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的西部地区”。“山川秀美”一词被广泛运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大规模推进，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四，全国的协调发展和政策的延续性。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针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个“一定时期”究竟指什么时期？邓小平同志认为在世纪之交。我们认为，“一定时期”有两层含义：一是东部地区已经实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这个目标在20世纪末可以说是实现了；二是东西差距拉大到这种程度，西部后富地区已经无力再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先富地区的继续发展，这个条件基本也具备了，到了西部地区开始“后富”的时候了。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就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着重指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是中国全面协调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央新一代集体对以往正确决策的坚持和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伟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之所以要实施这项百年战略工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对这项伟大战略的历史意义，西部人的体会尤为深切。